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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意义论文论是中国当前文学理论回归性重建的一个重要选择。原因如下：第一，研究文学独特的意义机制是对文学事实最切近的探讨；第二，对文学意义值的探究包含了几乎所有文学理论的重要视角，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视野纵深；第三，中国有极为深厚博大的意义论文论的传统。因此，创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可以切中文学事实，囊括综合中西，传承汉语文论的深厚传统。在世纪性的西化潮流中，中国文论所失落的是对文学事实的穿透、汉语语感和理论的原创性洞见，建立意义论的文学理论有希望挽回这一失落，重建汉语文论的语感力量。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大学中央高校重大项目“以中国美学为主体重构现代美学体系研究”(批准号：208270418078)成果 作者简介：吴兴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近年来，学界又显出了一股重建文学理论的冲动①。就学科整体而言，这一冲动可以看作是中国文论界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冲击之后向文学理论的返回。可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文学理论方案呢？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由于目前相关的讨论尚未真正展开，本文愿行起步之效，提出我认为重要的一个方向：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这一主张基于如下理由：研究文学独特的意义机制是对文学事实最切近的探讨；对文学意义值的探究包含了几乎所有文学理论的重要视角，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内在聚合诸理论视角的纵深视野；中国有极为深厚博大的意义论文论传统。因此，创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具有推进理论认知、囊括综合中西、传承汉语文论传统等多重根据②。 一、方向感：我们向哪里回归？ 本轮重建文学理论的冲动，起于文化研究过分否定理论的潮流之后向文学理论的回归③。就像克莱尔·卡勒布鲁克的追问——如果没有理论，“没有对事物冷静理性的打量，在这个世界上人类还能留下什么”④？问题是：向哪里回归，或者说回归的方向感在哪里？ 西方人的方向感是大体明确的。在特里·伊格尔顿那里，回归是要重新回到被文化研究所抛弃了的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宏大主题；在阿曼达·安德森(Amanda Anderson)那里，回归是要回到意识形态批评与自由主义美学的结合；在卡勒布鲁克那里，回归是要使理论之后的理论“具有一种更强有力的形式，以便能够在那些理论缺席的地带展开思考”⑤；在布鲁姆、乔纳森·卡勒、辛普森等人那里，回归则是要回到“重申文学的核心地位”⑥。他们的回归不是简单的恢复，对文学研究来说，其回归指向大约有三项或明或暗的指标：以文学为核心，即便是切入时代政治的宏大主题，也是以文学为扭结核心的关注——这是针对文化研究；全面吸收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向以来的成果，抛弃在语言学转向之前思辨美学或认识论的研究模式——这是针对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现代英美文学理论的学科知识积累；向整个社会领域敞开，深度植入后现代以来对现代性危机批判反思的立场和成果——这是针对形式主义文论。此即所谓“理论之后”指向的更晚近的含义。在文化研究的种种弊端显露之后，西方人表现出一种重新向文学理论回归的倾向。而以文学为核心，吸收结构主义以来语言学转向的成果，向整个社会领域开放，这三点共同决定了西方人向理论的回归不是要回到诸如德里达、波德里亚或德勒兹等人的“大理论”(grand theory)，或者干脆回到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而是以文学为本位，收摄一切自语言学转向以来包括新历史主义、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等等在内的现代文论的主要理论成果。所以，西方人有理论回归的方向感：他们既要追求文学理论以文学研究为核心的规范性知识积累，又要保持对社会现实的开放性和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力量。由此可见，这是一次文学理论在更高程度上创新的努力，其方向感和学术品质值得我们深切关注。 那么我们呢？当然，事实上对于我们，“理论之后”根本就不存在。那种打通各个领域的福柯或德里达式的大理论，在中国从未真实地存在过，文化研究也还处在部分中青年学者的试验阶段。我们根本就没有在大理论之后否弃理论、而后又回归理论这回事。那么，我们的文学理论的重建，其针对性是什么呢？我们的方向感究竟在哪里呢？ 中国的情况更复杂，因而文学理论创新性重建的要求其实更高。原因如下：第一，西方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的文学理论在中国从未真正地扎根，我们的理论由于受政治的决定性影响，一直以来的主导范式是反映论、审美主义和中国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文学领域的推演。因此，我们面临一个文学理论知识品质的现代性和规范性问题。第二，现代性反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在中国语境下与在西方语境下有着迥然不同的针对性，这些针对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具有对政治现实和社会正义更为强烈的关注。这一关注显然必须收摄在新的文学理论之中，以保持文论的开放性和照彻现实的能力。第三，中国的文学理论还必须收摄中国文论的悠久传统，使文学理论具有纵深的历史感和汉语言述的语感力量。因此在今天，中国的任何一个企图与时代同步的文学理论方案，除吸取西方人理论回归的几大要求之外，还要有中国独特的理论立场和语境化要求。简言之，要有现代性、开放性和本土性。而这差不多就是那句老话：“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要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及批评立场，吸收中外文论的经典成果，尔后熔铸创新。 那么，究竟哪一个视野、哪一种理论可以达到这一要求，同时又能够免于余虹所说的“一锅煮”、“大杂烩”的弊端呢⑦？历数种种理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最有可能担此重任。下文分述三个理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