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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批评生产性的哲学界定 对于文学作品中诸如空白、缺失、疏漏等“症候”的作用，马舍雷作了富于哲学意味的思辨和厘定，论证了作品中缺失与充实、沉默与言说、明确与隐匿之间相反相成、相克相生的辩证关系。而对于这种辩证关系的阐扬，本身就已是对于“症候解读”的生产性作出了认定。这显然是对于从弗洛伊德到拉康再到阿尔都塞一以贯之的“过失是有意义的”[13](P26)思想的发展。 在马舍雷看来，文学作品肯定是不完整、有缺陷的，由于意识形态所存在的局限性，作家的创作受到束缚，经常会有些没有说出或不能说出的东西，这种“无言”状态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有意的，从而作品不能不出现某些空隙和沉默，因此那种完美无缺、天衣无缝的作品根本就没有。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对于作品的不完整性的对抗，恰恰成为阅读和批评达成自身完善的起跳板，反推了阅读和批评的水平和品位的提升，马舍雷称之为“在场的缺席，雄辩的沉默”[14](P79)。马舍雷认为，在作品中，“明言”总是得到“暗示”的辅助，“充实”总是凭借“空缺”的支撑，它总是与某种缺席、沉默相伴相随，没有这种缺席和沉默，作品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对于作品的认知必须将这种缺席和沉默考虑在内，后者是一种“无用之用”、一种“无法而法”，它对于作品意义的生成起着“倒逼”和“反推”的效用，而这种生产性恰恰是通常的正面推动难以企及的。因此马舍雷诘问：“所谓空缺造就了话语，沉默形塑了作品，这难道是言过其实吗？”[15](P85)他甚至将对于空缺和沉默的把握视为阅读和批评的第一要义：“作品中重要的东西是没有说出的东西……阅读和批评的基本问题在于了解我们能否检查出缺席的话语，它是所有话语的先决条件。”[16](P87)此说有点中国古代道家哲学思辨的味道，《老子》曾用三件器物为例以说明“有无相生”的道理：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十一章) 就是说，有了中空的轮毂，才有车之用；有了中空的器皿，才有器之用；有了中空的门窗，才有室之用。因此可以说“有”为天下之利，“无”为天下之用。总之，《老子》是既执著于“无”又不放弃“有”，但总是将“无”的重要性置于“有”之上。马舍雷的运思方式与之有相似之处，他也是将“空无”置于本体论的首位。当然二者的区别也是不言而喻的，已如上述，马舍雷重视的“空无”是有特指含义的，意指在作品的无意识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症候”。 那么，马舍雷所说的“沉默”到底是什么？他自己也觉得很难界定，提出了一连串的发问：它是存在的条件？出发点？方法论的起点？根本基础？理想的顶点？揭示终极意义的原点？还是联系的方法或形式？这些问题是无法一一给予正面回答的。马舍雷只是厘清了“沉默”为作品话语的生产所具有的诸种功能：它为话语的意义提供异质的参照，它划定了话语的确切位置，标明了话语的适用领域。因此，“如果说作品的话语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的话，那么可行之道就是研究沉默，因为只有沉默才会说话”[17](P86)。其实所谓“沉默”，也就是作品的无意识显现出来的“症候”，它为阅读和批评的生产性构成了必要的参照性语境。 这就让人思考一个问题：为何马舍雷会与《老子》的有关思想产生共鸣？一个显见的普遍现象是，西方现代流行思想学说往往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中寻觅知音，特别是那些非正统、非主流的派别如道家、周易、佛家、禅宗等成为其心中的最爱，例如海德格尔受惠于老庄、佛学和禅宗思想就是显例。[18](P191)[19](P48)而在后现代语境下兴起的新潮理论就更是如此。尽管道、易、佛、禅的影响不小，但与儒家的主流、正统地位相比却只是“异端”、“末流”而已，然而正是这种异质性、边缘性使得各种后现代新潮理论与之心有戚戚焉。马舍雷的“症候解读”、“文学生产”之说的理论策略是剑走偏锋、另辟蹊径，在事情的边缘性、断裂性地带着力而出奇制胜，如他将文学生产从文学创作的前端挪到文学批评的后端；不是在意识中发现问题，而是在无意识中做足文学生产的文章；不是将文学生产诉诸作品的可知、可见、可言之处，而是诉诸作品的不可知、不可见、不可言之处，而他恰恰是将这一切归结为以无为本、有无相生的道理。虽然阅览所及迄今未发现马舍雷与《老子》思想有何交集，但二者的运思方法何其相似！唯一可以说得通的是规律的普遍性、共同性使然。因此马舍雷的“症候解读”、“文学生产”之说与《老子》思想声应气求、如出一辙，可以说是其后现代倾向的明显标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