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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意义上的经典观——作为历史实在和历史理解的统一体 现代意义的经典观产生于20世纪，是随着现代哲学阐释学和现象学等学科的兴起而产生的。但产生它的思想温床则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近代西方哲学思潮。 近代，哲学的中心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由关注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转向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即思维能不能正确认识存在、怎么样认识存在的问题。近代西方哲学虽然在形而上学上秉承着本质主义的传统，但他们的认识论中出现的强调主体性的观点却在无意之间开启了现代哲学对本质主义的反思。 由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开创的经验论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直接导致主体能动性的提升。稍后的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人类理智论》进一步表现出关注认识论问题、淡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问题的意向。到贝克莱(George Berkeler，1684-1753)则反对他之前的经验论者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等承认物质实体的客观实在性的观点，他忽视物质实体，在“物是观念的集合”的前提下提出“存在就是被感知”。于是，主体感受与心灵的作用被放大到本体论的高度。 到18世纪，综合西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认为，我们所能认识的东西包括宇宙赖以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不过是人类的主观认识形式，自然界的法则也只是我们在认识过程中赋予的，并不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自在之物“物自体”最终不可知，主体所能认识的只不过是附加着我们主观认识形式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明代王阳明(1472-1528)则早在16世纪便在“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本体论观念下提出了“意所在之事谓之物”[21]的观点，认为所谓“物”就是“意”的对象，而不是客观之物。这种观点和康德的观点可谓是异代而同工。当然，不论是王阳明的“心”还是康德的形式范畴，都属于先验自我先天具有的，因此他们并不认为不同主体在不同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认识结果。但以上肇始自本质主义者内部的对主体性的强调则成为了20世纪以来的哲学家们反思本质主义传统的武器。 到现代，历史主义发展，科学主义曾占据了统治地位，哲学危机出现。思想者们意识到以宗教神学为形而上学，以追求普遍有效性的实证知识的哲学由于其自身的矛盾性不可能解决哲学的困境。因而，哲学的转向势所必然。譬如，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现代阐释学的开山祖师之一的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即把哲学定义为“关于人类在思想、教化和行为方面所作出的东西的自身不断发展的意识”[22]。把哲学定义为人类“自身不断发展的意识”，这就使绝对的知识和永恒的本质成为了幻想。在他的以理解生命为终极目标的阐释学中，他把生命看做是一个历史的存在，既是一个人文关系的总体，又是一个自身展开的历史过程。理解生命必须理解此过程当中的种种外在形式，诸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政治、科学等等。[23]他同时认为，艺术是理解的工具，而理解也并不是简单地还原，并认为阐释学根本不可能以把握作者的原意为目的。[24]稍后的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则认为，离开主体的意象性，世界和事物如何表现是无法解释的，他认为：“直接将一切实践构成物(甚至作为文化事实的客观科学的构成物，尽管我们克制不住自己不对它们发生兴趣)吸收到自身之中的生活世界，在不断改变的相对性中当然是与主观性相关联。”[25]由此，恒定的、还原式的、精确无误的理解在人文领域从根本上被认为不可能。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应该说都吸收并深入地阐释了这些成分。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哲学中，理解的重大意义充分得到肯定，被提高到“此在”存在方式的本体论高度。即任何解释必须以理解为前提，而由于我们存在的历史性，任何人在理解某一事物的时候，都带着“先见”，即人在解释事物前的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向。[26]另外，对事物也预先总有一种概念上的把握，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也意识到“对传统的阐释从来就不是对它单纯的重复，而总是例如理解一个新的创造”[27]。对理解和解释的重新阐释使阐释学摆脱了传统意义的囿限，而历史对象也有了新解。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28]由此，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历史对象，也不再被看做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文本，而被看做不可穷尽的意义的源泉。由于对象和理解者的历史性，理解某作品永远是一种向着未来的、不断开放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由于不同关系的附加而呈现出无穷的意义。理解不再被认为是设身处地地重新体验和再次认识作者的原意以及再现文本所反映的生活历史，作品真正的意义被认为“并不存在于作品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它的不断的再现和解释中”[29]。之后，深受哲学阐释学影响的接受理论也认为，“阅读永远是一个能动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运动，并且随着时间而展开”[30]。从接受理论看，作品也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充满了无数空白的，期待着不同的读者去完成的文本。 在以上哲学观念的影响下，20世纪以来，美学也由“见物不见人”的关注于美的本质转向关注审美经验。接受美学中，读者的审美经验是作品最后完成的重要因素。同时，按照审美现象学代表人物杜夫海纳的观点，审美对象成为了一个和艺术品相区分的概念。艺术品经由表演者、见证人，即通过接受者的审美经验的投射才把自身显现出来(杜夫海纳并不是无视创作主体审美经验的存在，只不过是将艺术创作者的审美经验暂悬置起来)。艺术品由此才成为审美对象。[31]“审美对象的存在就是通过观众去显现的”[32]。 以上笔者不厌其烦地罗列现代一系列美学和哲学观点，意在阐明经典观的现代转换的动因。人们对存在的本质和方式，主客二元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影响着经典的理解和阐释的进一步深化和复杂化。当这些观点被具体应用于阐释经典时，势必影响人们对经典内涵的理解。传统意义上经典一词的含义，一般是从文本的角度予以解释的，从上文关于经典词义的衍变可知。但是现代阐释学、接受美学和审美现象学关于历史对象、阅读过程和审美对象的思考打破了经典内涵的稳定性，经典在古典时代所具的那种静态的、永恒的特征遭到了质疑。 当前文学经典研究中，关于什么是经典的阐述各有说辞，但综合起来，可以明显地看到哲学思潮的变迁对经典研究的影响。当美学研究由关注美的本质转向关注审美经验，经典研究由关注作家、作品转向关注读者接受，关于文学经典的内涵和特征的思考也不再局限于文本本位。这从以下代表性的阐述可见一斑。 在西方，面对现代社会各种解构思潮的涌动而毅然举起捍卫大旗的哈罗德·布鲁姆，是西方经典文学研究中的代表人物。他强调：“西方经典的内涵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而绝不是一种统一体或稳定的结构。”[33]另一位关注文学经典研究的代表人物，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则说经典是“传统根本精神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34]3并认为加上“谁的经典”这样的问题才有利于经典内涵的完整。在这里，经典被视为一个历史对象，它具有不断发展的特点，具有复杂性，它随时间不断地展开。这和上述哲学美学观点一脉相承。近年来，中国学者黄曼君的经典观也充分融合了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理论的观点。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一文中指出：“经典既是实在本体又是关系本体，是那些能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独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35]把经典既看做是一个“实在本体”，又看做一个“关系本体”的论断，应该说深刻揭示了经典的内涵。这既强调文本，同时也强调外在于文本的相关因素，如读者、文化传统、历史政治等等。这与伽达默尔关于真正的历史对象“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这整合了传统经典观的内容，同时也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不断丰富作品的种种关系纳入其中，揭示出了经典静态和动态二元统一的特性，这可被看做是现代经典观的代表性观点。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经典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经”、“典”分用到“经典”合一，从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观到现代意义上的经典观，它们的内涵随着哲学文化思潮的变迁而改变。经典的内涵的历史嬗变是从传统的静态、单向转变为现代的动态、多元关系组合。现代的经典观具体内容为：经典是变与不变的结合，是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解的统一体，是实体和各种关系的结合，是具体的作家作品及对它的理解的总和。它存在于作家作品和接受者的交互作用之中，在不同的文化条件下不断地被理解、不断地展开。独创性、典范性、权威性、无限可读性、时空穿透力、巨大影响力是它所具有的特性。 或许我们可以像理解我们自身一样去理解经典。一方面，“我”就是“我”，“我”有确定的外貌、住所、亲人、社会身份等等；另一方面，从出生起，“我”就处于一个不断改变的动态流程中，昨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今天的“我”不是明天的“我”。而且人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不同的“我”。但芸芸众生之中，“我”却又是独特的这一个，茫茫宇宙当中，就此一家，别无分号，具有别人所无法取代的地位和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