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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古典时代，经典指具体的某个优秀典籍、作品或作家，是作为历史文化存留物的实在本体，具有恒久的典范性、权威性等特点。这种静态的经典观是古典时代本质主义哲学观念下的产物。现代哲学观念的转变，人们对存在的本质和方式、主客二元关系等问题的新认识改变了人们对经典内涵的界定。经典被认为是变与不变的结合，是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解的统一体。现代意义的经典观既对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经典研究起着重要的导向性作用，也对文学经典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传统经典观/现代经典观/嬗变/学术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词经典的生成及嬗变”(项目编号：10CZW027)。 作者简介：郁玉英，文学博士，庐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文学院副教授；杨剑兵，文学博士，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随着多元文化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文学经典的研究与论争便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①诸如此类的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什么是经典？谁的经典？文学经典作品有什么样的标准？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过程受哪些因素的制约？有没有可供考查的具体方法？什么方法？当前如何解构、建构、重构文学经典？事实上，概念的界定是论证的前提，以上讨论最终都必须指向“什么是经典”这一问题。譬如约瑟夫·克罗里克教授就曾说过：“我可以把持续不断的关于经典性的论争，尤其是有关经典性目前的形式的论争，不仅看成一种枯燥的历史主义的模式，而且也看成是有关经典形成的观点的重复。……我们当前面临的困境，源于我们对究竟什么是经典以及什么是文学这两个词的基本误解。”②不仅是经典性，关于经典化、经典的建构与解构的各种观点也都与人们对经典观的理解密切相关。辨析经典观的历史嬗变对于理解争论各方立场，解决上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观——作为历史遗留物的实在本体 在古汉语中，“经”和“典”一开始是分开使用的。《说文解字》称：“经，织，从丝也，从系。”《正字通》对此阐释说：“经，凡织纵曰经，横曰纬。经长竞而纬可接续，必先经而后纬也。”[1]可见“经”的本意和“纵”相关联。而“纵”之意义若放在时间的坐标系中，那便有横跨古今、穿越时空的意思了。由此，“经”便衍生出“常”之意。《释名·释典义》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2]“经”便由“丝织的纵丝”的原意引申为“常道”和“常法”了。所谓“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3]。所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4]。这里，“恒久”指的是经(典)受得住时间的冲洗，“至道”、“鸿教”则意味着其丰厚的人文蕴藏。而扬倞则在注《荀子·劝学》“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之句中的“经”字时说，“经”就是指《诗》《书》。儒家的《诗》《书》《礼》《乐》《易》等因被视为是超越历史时空的至道常法而被尊称为“经”了。 至于“典”，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当是一个会意字，“从册，在廾上，尊阁之也”。意指书册在架上的意思。《尔雅·释诂上》曰：“典，常也”。亦引申为“常，法”，具有典范的意义。所谓“三坟五典”之“五典”，便是指“五帝之书”。《文心雕龙·原道》亦云：“玄圣创典，素王述训。”[5]《释名·释典义》明确地将“经”和“典”互训，谓“经，径也，常典也。”[6]王符《潜夫论·贤学》中亦以“经”释“典”，谓“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7]。可见，在早期古汉语中，“经”和“典”的扩展意义都和儒家所尊崇的圣哲相关，是典范著作，具有超越性。它们宣扬的则是具有神圣意义的至道、鸿教。 “经典”连用，最初见于《汉书·孙宝传》：“周公大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8]其语言背景是西汉末年，众大臣都极力颂王莽之贤，而孙宝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对于周公和召公这两位大贤之人，仍然有指责他们的言论著录在典籍之上，然这并不损周、召二公的伟大。孙宝以此讽刺众大臣皆颂王莽之贤的现象。这里的“经典”乃是记录历史的典籍。范晔《后汉书》卷一记载邓皇后“昼修妇业，暮诵经典。”[9]《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传》中曰：“自今以后，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10]经典，由典籍之义渐变指儒家经典了。唐刘知几《史通·叙事》对经典的解释是：“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11]尔后，经典意义进一步扩大，由儒家经典扩大到道释两家的典籍，如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说的经典既包括儒家经典也包括《老子》和《庄子》。再如《无量寿经》卷上亦曰：“菩萨经典，究畅要妙。”[12]唐·白居易《苏州重元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佛涅槃后，世界空虚，唯是经典，与众生俱。”[13]此处之“经典”则是指包涵佛陀无上智慧慈悲的典籍。至此，可以说，凡是在历史延绵中具有教化人心性行为的功效，具有真知灼见，流传久远并具有权威性的传世典籍，都可称之为“经典”。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classic，canon和Bible都可译为“经典”。其中，Bible指的是Holy Scripture，即神圣型经典或宗教型经典。通常，首字母大写特指圣经，而bible被认为是某一领域里具有权威性的书。Canon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词kanon，其本义是“芦苇秆”(reed)或“钓竿”(rod)，用作测量工具，引申为“尺度”(rule)或“法则”(law)，后来用来指教会教规，基督教的正典圣经，一个作家的著作。据John Guillory指出，在公元4世纪时，canon用以表示一系列的文本和作者，特别是指《圣经》和早期基督神学家的著作。据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一书可知，Canon用来指世俗正典，到18世纪才始用。Classic一词则源自拉丁文classicus，在近代英文中作名词时指的是文豪、大艺术家。[13]可见，西文中，经典用来指称最高水平的或优秀的艺术家、作家和作品，尤指有持久意义的在某领域内最有权威的著作。 从以上经典词义的衍变可以看出，经典具有恒久的典范性、权威性等特点。同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经典都侧重于指称那种具有正统地位，对于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重要影响作用的、具有宗教色彩的典籍。就好像西文中之Bible和Canon，古代中国的儒释道经典，都带有宗教哲学色彩。发展到后来，经典才逐步由宗教哲学领域扩展到文学领域。而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经典，在古典时代，它都是指具体的某个典籍、作品或作家，是作为历史文化存留物的实在本体。人们总是从静态的角度去描述它的特征和内涵。如《辞海》如此定义经典：“经典包括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现代汉语词典》则说：“经典，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也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苏联百科词典》认为：“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14] 这种静态的经典观是古典时代本质主义哲学观念下的产物。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中，人们认为有一个最终的本质决定天地宇宙万事万物。不论道家那个“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独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15]的“道”，还是程朱理学中那“元无少欠，百理具备”、“大行不加，穷居不损”，“推至四海而准”、“考诸三王不易”[16]，一直影响至19世纪的“理”，都是支配我们天地宇宙的根本规律、终极本质。如朱熹即认为理是永不恒不变、不增不减的，“人物皆禀天地之理以为性”。[17]而具体的每个事物也自有其成为作为该事物的准则，所谓“阶砖便有砖之理……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才有物，便有理”。[18] 在西方哲学中，从古希腊一直至19世纪，本质主义也是贯穿始终的哲学思潮。不论是追问世界万物的开端、构成元素，还是追问万物背后的形式、原则，这些先哲们都在探寻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的本质。古希腊持还原论的哲学家们认为世界有一个最终的本源，或认为是水、火、土、气，或认为是原子、无定型的阿派朗(apeiron)。至于毕达哥拉斯的作为万物本源的“数”、赫拉克利特提出的“罗各斯”(Logos)、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那个万事万物运动所趋向的“目的”，虽然它们在内涵上不尽相同，但都是以抽象形式存在的，是世界本源与万物相互转化所必须遵循的规律，是我们思维和言说的法则，它在本质上都是不生不灭、不变不动、独一无二的，是纷繁芜杂，不断处于生灭变化的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直到近代，“哲学家们虽然在认识论上有许多创新，但在形而上学方面，基本上还是沿着传统的路子，主要关注根本的存在或主体。他们或是像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一样，挪用神学传统的资源以上帝来解释实体。或是像莱布尼茨那样，发明一个精神的形式或实体。或是像唯物主义者那样，以物质来解释形而上学问题。或像休谟和康德那样，认为最终的实体没有意义或不可知。”[19]集大成的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则把“绝对精神”作为万物最初的原因与内在的本质，并且认为意识以外物为对象，经过主客间的辩证运动，最终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达到主客同一。 以上诸家，不论是把物质性的实体还是精神性的实体作为世界的本源，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强调现象背后的本质，坚持认为本质决定了大千世界的纷繁现象。 在本质主义哲学观念的影响下，如传统阐释学的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那样，“注重的是永恒的观念与形式”，认为“‘人类文化历史生成的呈现变成静止和无时间的形式，生成被看做是观念下的永恒。’”[20]经典也自然而然地被静态地看做是承载着人类优秀文化思想的历史存留物，是实实在在的本体。不能不说，古典时代静态的经典观正是人们对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永恒本质的追求的反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