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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时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其他三个是任意、系统、变化。在索绪尔看来，语言中没有时间和空间无法改变的永恒的特征。“任何特征都不是理应永远不变的，它只是出于偶然才保存下来。”(30)语言总是处于变化之中，但是语言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研究语言的历时变化，而是研究共时展开中的语言，研究决定着言语活动的系统和规则。“共时方面显然优于历时方面，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对语言学家来说也是这样：如果他置身于历时的展望，那么他所看到的就不再是语言，而是一系列改变语言的事件。”研究语言的历时变化对于研究语言的共时状态并无多大助益。因为“语言状态无异就是历史现实性在某一时期的投影。我们认识共时的状态，不是由于研究了物体，即历时的事件，正如我们不是因为研究了，甚至非常仔细地研究了不同种类的物体，就会对投影几何获得一个概念一样”(31)。而从共时的角度看，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声音与思想通过差异而区分为一个一个的单位，再在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组合是任意的，没有理由，无需理由，也找不到理由。“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32)而且，不仅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能指与所指本身也是任意的。人的发音器官可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为什么有些音段成为语音，有些则没有成为，根本无原因可寻。另一方面，思想未被划分之前，也只是“一团没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33)，语言通过差异将它划分为一个个的单位，成为所指。这些所指为什么要这样划分，一个特定的所指中为什么要包涵这些意义而不包含那些含义，也是无原因可寻的。“如果词的任务是在表现预先规定的概念，那么，不管在哪种语言里，每个词都会有完全相对等的意义；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34)比如，中文的“人”，《新华字典》给出四个义项：(1)能制造工具并能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2)别人；(3)指人的品质、性情；(4)指人的身体。基本上围绕人的本意展开。英文中对应的词“man”则除了人的本意之外，还有人类、男子汉、士兵、老兄、伙计等意思。“be man”，并不是说“是人”，而是说“像个男子汉”，“拿出点男子汉的气概”。至于中文的人和英文的man所包含的内容为什么不同，是没有理由可说的。因为“文字的符号是任意的”，“选择什么音段表示什么观念也是完全任意的”(35)。即使是一般人认为可以解释的象形文字，也是任意的。一个像马的能指，也可以说像驴，用它来表示马而不是驴的意思，仍然是任意的，说不出理由。在索绪尔看来，“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这种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同时也是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36)。索绪尔的相关论述给我们许多启示： 其一，语音与文字的关系不应从历时的层面而应从共时的层面考量。在语言中，变化是永恒的。在历时的层面，语音与文字的关系的确有许多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但是从历时的层面看，语音和其表征的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变化的。“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这就是符号任意性的后果之一。别的人文制度——习惯、法律等等——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以事物的自然关系为基础的；它们在所采用的手段和所追求的目的之间有一种必不可少的适应。甚至服装的样式也不是完全任意的：人们不能过分离开身材所规定的条件。相反，语言在选择它的手段方面却不受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东西会妨碍我们把任何一个观念和任何一连串声音联结起来。”(37)在时间的长河中，语音和概念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固定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共时的角度把它们作为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应因语音和文字关系中的一些历时因素而将它们割裂开来。索绪尔认为，“语言的实体是只有把能指和所指联结起来才能存在的，如果只保持这些要素中的一个，这一实体就将化为乌有”(38)。那么，在语言的能指中，能将语音和文字分开并将文字排除在语言的系统之外吗? 其二，语音与文字的关系不应从外部而应从内部来考量。索绪尔认为，“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39)。所谓内部的，就是处于系统之中，并能直接对系统产生影响的。反之，则是外部的。作为语言能指的两种不同的表征方式，文字和语音是可以分开单独使用的，这可能造成日常语言和书面语言一定程度的脱离，不同的时间、地点、使用者对两者不同的侧重等现象，但这都是外部的，不会对语言系统产生影响。比如人们经常谈到的言文分离现象。准确地说，言文分离并不是语音与文字的分离，而是日常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分离。但“日常语言”也有文字，可以用书面表达出来，“书面语言”也有语音，可以诵读出来。因此更准确地说，也不是日常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分离，而是日常语言和某种“文献语言”的分离。由于文字与语音的变化并不完全同一，文字以及由文字构成的文献将一定时期的语音、语法与词汇等固定下来，使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未能随着日常语言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形成建立在一定的文献的基础上的“文献语言”。但是这只是语言的历时层面的问题，而不是共时层面的问题。在共时层面上，日常语言是一个语音、文字和意义的有机组合而形成的完整的系统，其意义体系既可通过语音(口头)也可通过文字(书面)表征出来。而文献语言也是一个由语音、文字和意义的有机组合而形成的完整的系统，它的意义体系也可既通过语音(口头)又通过文字(书面)表征出来。在各有自己的系统这一点上，一种语言中的日常语言和文献语言同两种不同的语言比如汉语和英语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日常语言和文献语言是同源语言，它们是同一种语言中两个不同的子系统，严格地说，它们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的当下形态和保存在文献中的这种语言的历史形态(40)。因此，不能将日常语言和文献语言中的语音和文字进行对比，这会造成语音和文字分离的错觉。如杜牧的诗句“远上寒山石径斜”中的“斜”在唐宋时念“xia”，现在普通话念“xie”。从共时的角度看，唐宋时的“斜”与“xia”是一个统一体，现在的“斜”与“xie”是一个统一体。如果拿唐宋时的读音与现在读音进行对比，我们就觉得“斜”字的读音变了，文字却没有改变，从而得出文字和语音是可以分离的结论。其实这只是一个错觉，因为在共时的层面上，“斜”这个词的语音和文字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其所表达的意义也都是一样的，即“不正，跟平面或直线即不平行也不垂直的”。 其三，语言是任意的，这不仅是说语言的能指与所指是任意的，它们的联结是任意的，也意味着能指的两种表征形式，语音和文字的联结也是任意的。索绪尔说，“字母t和它所表示的声音之间没有任何关系”(41)，同样的道理，中文字“树”与它所表示的声音“shu”之间也没有任何自然的或逻辑的联系，它们之所以联结在一起，组成“树”这个词的能指，完全是任意的，是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固定的。而从共时的角度看，既然文字与语音是一个结构的统一体，那么它所表征的所指与语音所表征的所指也就必然是一致的。索绪尔认为，“一定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42)。文字与语音的联结，它们的结构共同体也即能指与所指的联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会慢慢地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点上，它们之间的联结却是固定的、不可分割的、完全对等的。这实际上是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基本思想之一，只是他把文字排除在外。而我们认为，这种排除是没有道理的。文字是语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语言符号能指的另一种表征形式。听觉形式的语音和视觉形式的文字共同构成语言的能指，同时共同表征着语言的所指。在共时的层面上，它们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看法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语言实践中得到验证。在日常生活与阅读实践中，语音与文字这两种能指的表征形式，我们只要把握了其中一种，也就同时把握了另外一种，以及与它们联系的所指。 索绪尔虽然否定文字和语言是同一个系统，但实际上他并未否认在共时的层面上，语音和文字的一体两面的关系。他说，“每个音响形象也不过是若干为数有限的要素或音位的总和，我们还可以在文字中用相应数量的符号把它们唤起。正是这种把有关语言的事实固定下来的可能性使得一本词典和语法能够成为语言的忠实代表；语言既然是音响形象的堆栈，文字就是这些形象的可以捉摸的形式”(43)。文字能把有关语言的事实固定下来，成为语言的忠实代表，只有在它和语音完全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做到。 我们可以设想现在的一部文学作品，比如莫言的《蛙》。这是一部用文字写下来的书面文学作品。从历时的角度看，它的以文字为载体所表征出来的语言肯定与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以前的汉语不同，也可能与几百年后的汉语不同，但是我们能说它与现在的汉语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将构成这部作品的语言用文字写出来或用语音读出来会有什么不同吗?显然没有。《蛙》的语言不管是用文字表征出来还是用语音表征出来都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互相包含、不可分割的。当然，“看文字”和“听语音”的感受和对作品的把握会有所不同，但那是由听觉系统和视觉系统的差异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语音和文字之间存在什么差异或结构上的缝隙。 由此可见，语言的能指有语音和文字两种表征方式，由于表征方式的不同，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无法改变两者之间的联系的任意性，也无法破坏两者在共时层面的有机统一性。因此，文字不是外在于语言的另一个系统，它就在语言之中。研究语言与图像的关系可以通过研究文字与图像的关系进行，研究文学也可通过研究文字进行。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现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中，科学主义始终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追问真相的冲动也常常是人文学科进展的主要动力”(44)。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对中国文艺理论特别是语言论文论有着重要影响(45)。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语言能指中语音与文字两大要素之间的关系，这是理解文学并进而理解文学和艺术关系的基础。因为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弄清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才能弄清将文学用文字表达出来与用语音表达出来之间的区别，并进而在此基础上讨论文学与艺术的关系。这是否也是一种对“真相”的追问呢?在这方面，本文愿做引玉之砖，期待专家与读者更深入的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