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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之所以强调音响形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认识到，音响形象与说话者的实际发音是有区别的。“重要的是不要把词语形象和声音本身混为一谈，它和跟它联结在一起的概念都是心理现象。”⑤索绪尔将词分为物理(声波)、生理(发音和听音)和心理(词语形象和概念)三个部分，并强调要将三者区别开来，这是有道理也是必要的。因为一种声音可以用人的发音器官发出，也可以用其他的发声体发出，只要两者发出的声波是一致的，两者发出的就是同一种声音。另一方面，索绪尔曾反复强调，“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说话者在使各个声音仍能互相区别的限度内享有发音上的自由。例如法语的r按一般习惯是一个小舌音，但并不妨碍有许多人把它发成舌尖颤音，语言并不因此而受到扰乱。语言只要求有区别，而不像大家所设想的那样要求声音有不变的素质。我甚至可以把法语的r发成德语'Bach'(小河)，'doch'(但是)等词中的ch。可是说德语的时候，我却不能用r当作ch，因为这种语言承认有这两个要素，必须把它们区别开来。”⑥也就是说，一个词的声音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个段，这个音段的两端以这个声音与同一语言中的其他音段的区别为界限。在这个音段内，发音者发出的声音可以有“不同的素质”，换句话说，只要是在这个音段的范围内，发音者不管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都还是这个词的声音。索绪尔说的音响形象实际上就是这个音段在人的心理上的印迹，它与具体的人所发出的实际声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索绪尔要求把音响形象与实际的发音区别开来，这是重要原因和理由之一。 那么，如何理解音响形象与实际发音之间的区别?笔者以为，索绪尔的相关论述实际上存在一个误区。他在论证音响形象的时候，指的是公众对于语音的心理印迹，而在谈声音的时候，则是指个体的实际发音。个体的实际发音当然与公众的心理印迹有差异。实际上，如果将心理印迹落实到每个个体，每个个体对语音的心理印迹也是不同的。如“牛”这个词，普通话念niú，南方很多人念liú。对于南方人来说，你念liú他能听懂你说的是“牛”；而对于北方人，他则不一定知道你说的是牛。可见在同一种语言内部，不同的人对于语音的心理印迹也是不同的。如果从个体的角度来看问题，语音的心理印迹有三个方面需要考虑：其一，个人对某个词的发音，形成了这个词的发音在他心中的印迹的核心；其二，他所听到的其他人对这个词的发音，丰富了这个词的心理印迹的内容，这使他能够听懂发音与他不同的人所说的话；其三，语言的心理印迹是可以变化的。一些边远地区的乡民可能听不懂普通话，因为他不说普通话，他也从未听过别人说普通话。但他如果走出家乡，来到城市，听到了别人说普通话，渐渐地，他也就能够听懂普通话了。这说明，语言的心理印迹在他心中已经得到改变。如果从群体的角度来看问题，语言的心理印迹则有四个方面需要考虑：其一，群体的心理印迹的确与个体的发音有区别；其二，群体的心理印迹与群体的发音是符合的，群体对于某个词的心理印迹是群体中各个成员对这个词的主流发音在群体心理中的反映；其三，群体的心理印迹规范、制约着个体的发音；其四，群体的心理印迹是随着群体的实际发音的变化而变化的。汉语古时有不少入声词，在现代，这些入声词都没有了，不是说这些词本身消失了，而是说它们都不发入声了。因此，现代中国人对于汉语语音的心理印迹，也就没有了入声。群体语音的心理印迹也就没有了入声的内容。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总体还是从个体看，人们的语音的心理印迹是与实际的语音相符并由实际的语音所决定的。 从历时的角度看，心理印迹是随着实际语音的变化而变化的。索绪尔认为，语音的变化“是无限的，不可估量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预见它们将止于何处”⑦。但“不是任何的言语的创新都能同样成功，只要它们还是个人的，我们就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语言。只有等到它们为集体所接受，才进入了我们的观察范围”。“在一个演化事实之前，总是在言语的范围内先有一个或毋宁说许多个类似的事实。这丝毫无损于上面确立的区别，甚至反而证实这种区别。因为在任何创新的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时期：(1)出现于个人的时期；(2)外表虽然相同，但已为集体所采纳，变成了语言的时期。”⑧语言的各个要素特别是语音总是在发生异动。这些异动开始是偶然的、局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异动(大多数)没有得到社会共同体的承认，自然消失了，有些异动得到社会共同体的承认，被保留下来，并取代原来的语音，成为新的标准音。而随着新标准音的形成、推广，人们关于这个音的心理印迹也会随着改变。比如“癌症”的“癌”字，才从日本传入的时候，读作“yán”，但在实际运用中，常与“炎症”的“炎”的读音(yán)相混，造成了很多不方便。比如说“胃yán”，从读音上就很难区分是“胃炎”还是“胃癌”，因此有专家建议将“癌”的读音改为“ái”，此读音得到大家的认同，于是“癌”的读音慢慢从“yán”变成了“ái”，人们对这个字的心理印迹也产生了改变，再说“胃yán”，就没有人认为是“胃癌”了。而至今仍有很多方言地区将“吃饭”的“吃”(chī)念成“qiá”，但这个读音没有为整个汉语共同体接受，因此还只能在部分地区流行，并在书写上用另一文字“呷”表示。 索绪尔强调音响形象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并不是所有人类的声音都是语音。语言是一种以“音响印象在心理上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⑨。只有与这些音响印象相符的声音才是语音。因此，他强调语音的心理性质。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指出的，只有先有了语音，然后才可能有这语音的心理印迹。至于为什么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所发出的某些声音成为了语音，另一些声音没有成为语音，则只能从社会实践的层面，从索绪尔的约定俗成、任意性的角度加以理解。换句话说，音响形象只能从语音的角度来解释，语音则不能从音响形象的角度来解释。语音的心理性质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语音只是对人而言才是语音，也就是说，只有掌握了某种语言体系的人才能分辨出声音与语音。对于其他物体比如动物而言，语音也就是人类发出的声音而已。在训练狗的时候，人们可以发出“站住”、“坐下”、“卧倒”等指令，让狗做出相应的动作；但经过训练，人们也完全可以用“嗨”、“嗬”、“哈”或其他完全不属于语音范围的声音让狗做出同样的动作。对于狗来说，你发出的声音是语音还是音响并无什么不同，人们用语音(语言)来指挥狗不是为了方便狗，而是为了方便自己。其二，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只有符合某一群体与语言相关的心理图式才能成为语音。对于讲汉语的人群来说，当你说“rén mín shì wěi dà de”(人民是伟大的)的时候，他们知道你发出的是语音，当你说“de de de de de”或者因痛苦而发出呼叫时，他们则不会认为你发出的是语音。而对于不懂汉语的人来说，即使你发出的是汉语的语音，他们也不一定认为你发出的是语音。当然，当你发声的时候，他们一般认为你是在讲话，也就是说会认为你发出的是语音，但这只是情理上的推测，而不是理性与知识的判定。因为你完全可以糊弄他，发出一连串没有任何意义的声音，而他则无法肯定你发出的是语音还是声响。而决定着人对语音和声响的判断的则是他所掌握的与语言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储存在他的头脑之中，使他能够对语音或声响作出迅速的判断。其三，音响形象与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而就主体的角度看，概念无疑属于心理层面，是人的知识与思想的组成部分。音响形象与概念联系在一起，自然也就带上了心理的性质。但这些都只能说明音响形象为什么是心理的，无法否定语音的物质性，也不能用音响形象代替语音。 笔者以为，语音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根据任意性的原则通过约定俗成纳入语言系统的人类的声音，音响形象是这声音在人们心理上的印迹。声音是语音的物质层面，音响形象是语音的心理层面。宽泛地说，语音是这两者的统一。严格地说，语音只能是前者，即纳入语言系统的人类声音。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意义上的语音和符号学意义上的语言的能指是同一的，没有矛盾。索绪尔强调语音的心理性质，是为了说明语音的人为性和内在系统性，而不是为了否定语音的物质性，或者认为语音的物质层面无关紧要。从根本上说，语音的两个层面中，物质层面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先有了语音的物质层面然后才有心理层面即音响形象，心理层面是随着物质层面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索绪尔一方面强调音响形象的心理性质，一方面又将音响形象等同于能指。这里的关键仍然还是不同的语境。在论述语言的内部系统和各要素之间的区分时，索绪尔强调语音的心理方面即音响形象；在论述符号结构时，他又侧重语音(能指)的物质性的一面。考虑到这一点，索绪尔用能指来代替音响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了避免误解，笔者以为，在一般性地论述语言时，使用语音这个术语比使用音响形象更能准确地表述语言的声音层面，也更能与符号意义上的能指相适应。 厘清了语音内部声音和音响形象之间的关系，再来讨论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就有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