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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化倾向的转化与艺术终结指向的确立 丹托对20世纪艺术理论化取向的回应和解释，主要体现在艺术终结命题的指向定位上。在他看来，所谓艺术的终结，就是艺术最终成为一种哲学。哲学与理论化，从语义上来看，并不是一回事。但在丹托的著作里，通过一系列的论证，他将二者模糊地混同在一起，并把艺术成为哲学发挥成理论化倾向的极致表现，从而把他对理论化倾向的认知转化成自己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在这里，关键点在于他对哲学的独特理解。 丹托在他的著作中对“哲学”一词的使用大体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例如黑格尔历史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区分等，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对哲学的理解。第二，理论化，例如丹托指出：“艺术终结之前的艺术史的最后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艺术家和思想者勉勉强强地确定了艺术的哲学真理”(《艺术》 16)。艺术终结之前的艺术史时代，是丹托所谓的宣言时代，在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是理论化态势的出现，他选用“哲学真理”一词来描述，很明显是从理论化角度来使用哲学一词。第三，感觉上不可区分原理，这是他所认为的真正的哲学。 感觉上不可区分原理，是他对哲学的独特理解，也是我们理解他艺术终结命题的关键，需要对此做出详细解释。在他众多的著作中，丹托常常会提到如下类似的一段话：“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具有那样的形式：两个外表上分辨不清的东西可以属于不同的、事实上非常不同的哲学范畴。最著名的例子在《笛卡尔第一沉思录》中作为先导开启了现代哲学时代的一个范畴，他发现梦与苏醒的经验没有内在的标志可以将之分开。康德试图解释道德行为与完全类似道德行为但只符合道德原则的行为之间的差异。我认为，海德格尔证明了真正的生活与非真正的生活之间没有外在的差异，无论真实性与非真实性之间的差异可能有多大。这个列表可以延伸到哲学的各个边界”(《艺术》 39)。这段话代表了他对哲学的特殊规定和思考，也是他认为艺术是一种哲学的主要依据。 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发现，首先，丹托提出了新的哲学提问方式。我们惯常的提问方式是：“哲学是什么?”但他的提问方式则是：“哲学出现的标志是什么?”这种提问方式的改变，很自然地使他对“哲学”一词的使用超越学科分类意义，走向自己的理解方式。其次，他所谓哲学出现的标志，是“两个表面上分辨不清的东西，却分属于不同的哲学范畴”这一特定形式的出现。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只要出现了这一形式，那么就意味着出现了真正的哲学形式，使其自身成为一个哲学问题。这一特定形式，学界一般将之称为“感觉上的不可区分原理”。再次，在这段话中我们还发现，丹托有意将这一原理作为哲学的普遍形式，并试图用它来重构西方的哲学历程。因为，从笛卡尔、康德到海德格尔，这是史的线索。他指出，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他们都在做这种感觉上无法分辨的对象之间的区分工作。 丹托这一原理提出的背后，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它与维特根斯坦和古德曼的思想都有关，丹托常常提到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但真正给他以灵感，促使他从此维度思考哲学形式的，却来自于艺术实践领域。上文提到，杜尚为代表的先锋派艺术给丹托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泉》，这一与市场上售卖的小便器没有视觉差别的艺术品开启了他很多思考。但是，真正促使他走上艺术哲学道路，试图对艺术的当代状况做出哲学解释的却是波普艺术家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1964年，他在《哲学杂志》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艺术界》(“The Artworld”)。这是丹托艺术哲学方面的第一篇论文，专为当年上半年在斯泰堡(Stable)画廊展出的《布里洛盒子》所作。沃霍尔制作的《布里洛盒子》和超市中布里洛牌洗涤用品的包装箱，从外观上来看，没有任何区别。这一作品使丹托开始试图从感觉上不可区分原理的角度来解释艺术问题。丹托有很深的“布里洛盒子情结”，他频繁提到这部作品，甚至他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做“超越《布里洛盒子》”(Beyond the Brillo Box)。在他的触发下，很多当代艺术哲学家，例如迪基、艾尔雅维奇、柯提斯·卡特等都对此作品有所关注。客观而言，在写作《艺术界》时，丹托还没有自觉地将这种现象提升到原理的程度，也没有有意识地将其作为自己整个艺术哲学的基础，这种意识是在80年代确立的。1981年，在《普通物品的变容》一书中，感觉上不可区分原理才被明确提出。此后，在他众多著作中，这一原理贯穿始终。特别是1989年，他出版《与世界的联系》一书时，已经把这一原理泛化成整个哲学的普遍性问题。在那里，他再一次提到笛卡尔等哲学家们是对外观看不出区别的事物做区分后，接着说道：“当然，正是在这儿，在根本不同却又在其他方面无法区分的世界之间，它——哲学开始了”(Danto，“The Connections”16)。这表明，丹托已经把一个在艺术哲学领域内发现的现象，转变成哲学基本问题，成为哲学发生的标志。 尽管在丹托的著作中，有着对哲学的这三种理解，但他所主张的艺术的终结意指艺术成为一种哲学时，他所言的哲学是第三种含义上的哲学，即感觉上不可区分原理在艺术中的出现。至于其他两种含义上的哲学，相比而言，学科分类意义上的哲学，他并不关心。而理论化，在他那里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他是把理论化作为哲学的同义词来使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哲学的第二种用法。另一方面，当把哲学理解成感觉上不可区分原理时，他又将理论化视为通往哲学的必由之路，艺术必须首先选择理论化方向，沿着此方向发展的终端，才是真正哲学的出现。这种处理表明，丹托一方面通过模糊二者之间的语义差别，将二者混同成一个问题；另一方面，他也是在用“哲学”这一语词内涵中强烈的理论色彩来明确和强化理论化走向，从而将这种倾向推向一种极致发展。 澄清哲学在丹托思想中的独特理解后，我们继续分析它如何被规定为艺术终结命题的核心内涵。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曾指出，丹托的艺术哲学与黑格尔思想之间有着继承关系。黑格尔把艺术的本质定位为哲学，把艺术的历史看作是艺术本质探索史。艺术的发展，是精神与感性形式博弈，并逐渐压倒和超越后者，使艺术越来越理性化的过程。丹托接受了这些思想。在他看来，“在艺术的本质和历史之间有着内在关联。历史终结于自我意识的出现，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有关自我的知识的出现”(Danto“The Philosophical” 107)。这意味着，艺术的历史是艺术本质展开的历史，而它的终点，则止于对自我本质认识的获得。由此，艺术的历史，就是艺术自我反思的哲学史。丹托接着分析道：“艺术的历史重要性因此就在于这一事实，即它使艺术哲学变得可能和重要”(Danto，“The Philosophical” 111)。艺术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自在的孤立体，而是为了探索自身。这种探索，作为对自我本质的反思，性质上属于哲学。因此，它的历史重要性就在于验证艺术哲学的可能性。由此，丹托就将艺术的发展与其目标联系在一起，艺术并不是没有方向的任意呈现，而是围绕着它的终极目标尽情发展，它的每一步进步都是为了获得其哲学本质。在从学理上把艺术发展的终点规定为哲学的同时，丹托还把目光转回到艺术实践领域，用艺术的实际发展来验证理论的合法性。他指出：“最近的艺术品展示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对象接近于零，而理论接近于无限，以致于实际上最终一切只是理论，艺术在关于自身的纯粹思考的耀眼光芒中最终被蒸发掉了，留下来的，只是作为它自身的理论意识的东西”(Danto，“The Philosophical”111)。如果根据黑格尔对艺术的理解，即艺术是哲学(精神)与感性形式相加之和，那么，丹托所指出的，当艺术的感性特质在自身纯粹的思考中被蒸发掉，剩下的只是它自身理论意识时，实际上艺术本身已经成为哲学。 当感性被蒸发掉，艺术本身只剩下哲学时，丹托这一观念与黑格尔思想之间出现差异，体现出他本人的独特主张。黑格尔认为，精神最终从艺术中撤离，走向更高级的、更为适合精神表现自身的形式，即宗教和哲学。但显然丹托并不这样认为。他论证的结果是，艺术的终结，只是在其自身之内，哲学不是从艺术中撤离，而是艺术的自我发展形式。他曾经对艺术的终结做过强调式总结：“我的理论[……]首先，它也是根植于艺术的哲学理论中，或讲得更好一点，是根植于一种关于艺术本质的正确哲学问题是什么的理论。[……]当艺术的哲学本质作为一个问题产生于艺术史自身内部的时候。但是这里存在着差异，尽管我只能在此处概括地说一下：我的思想是，艺术的终结在于走向艺术的真实哲学本质的意识”(《艺术》 33～34)。从这段话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强调了艺术的哲学本质产生于艺术的内部，是艺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哲学，并不像黑格尔的精神那样，首先作为一个外来者进入到艺术中，通过艺术来显现和展开自身，而是由艺术自身发展而来，它不是一个外来的他者，而就是艺术它自己。但是，艺术与哲学，在传统观念中，毕竟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为了使自己观点合理化，丹托为哲学提供了独特理解，即我们上文中所着重分析的感觉上不可区分原理。在这段引文中，他再度强调了他的艺术的终结的思想是“艺术的真实哲学本质的意识”。实际就指感觉上不可区分原理。“在我看来，艺术真正本质是什么的问题——相对于艺术表面上或非本质是什么——是提出哲学问题的错误形式，我在有关艺术终结的各类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致力于提出这一问题的真正形式是什么。如我所见，这一问题的形式是：当一件艺术品与另一件非艺术品之间，从视觉上没有区别时，那么是什么使它们具有差别?”(Danto，“After the End” 35)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发现，实际上，丹托认为，艺术的终结，终结点就在于艺术中出现了感觉上不可区分原理式的哲学形式，从而将艺术的本质证定为哲学。应该说，这才是20世纪艺术的理论化倾向带给丹托最深触动的体现。因为，虽然很多学者都发现艺术中出现了理论化倾向，但毕竟艺术还是艺术，而理论仍然是理论，二者并非一体。但丹托却通过理论推衍，将哲学变成了艺术内在发展的目标，成为艺术的本质。所以有学者认为，丹托指出从柏拉图、康德等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艺术一直处于哲学剥夺之中，但实际上，他的思想才是哲学对艺术的彻底剥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