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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发展与文艺需求的多样化调适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河北学刊》 党圣元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从风格类型到功能指向,从题材内容到借鉴资源,从作品类型到创作主体,从数量、产地、体裁到文艺的传播载体,“多样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然而,在文艺发展多样化与文化需求多样化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和值得警惕的问题。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正确把握文艺发展的多样化规律,认清文艺发展多样化与文化需求多样化之间以及“多样化”与“多元化”、“自由化”、“主旋律”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有助于正确贯彻“二为”、“双百”方针,而且对于推动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文艺发展/文艺需求/多样化
    作者简介:党圣元(1955- ),男,陕西省子洲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作为一项特殊而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文艺创作体现和反映着异彩纷呈的社会生活,满足着不同接受群体的精神、文化、审美和文艺需求,而且渗透着创作主体独特的人生经验、艺术个性和审美情趣,这些都决定了文艺创作必然在内容与形式、题材与体裁、语言与风格等各个方面存在着多样性、复杂性和差异性。文艺多样化作为文艺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正确把握文艺发展的多样化规律,理解文艺发展的多样化特征和基本内涵,认清文艺发展多样化与文艺需求多样化之间以及多样化与多元化、多样化与自由化、多样化与主旋律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有助于正确贯彻“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而且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文艺事业发展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艺发展多样化及其格局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及文艺问题时,均强调文艺在内容、形式、风格、流派、功能等方面的多样化和多样性特征。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1](P110)列宁也特别指出:“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2](P68-69)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亦非常重视和倡导文艺生产及发展的多样化,从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到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祝词中对“二为”方针和文艺风格类型多样化的倡导,再到习近平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倡文艺要“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等,可以说都是对文艺生产与发展中多样化规律的深刻揭示,并且使“多样化”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核心价值话语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充分证明,在文艺生产和传播中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追求“多样化”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普遍性社会基础和文化共识,社会主义文艺的创新和发展始终离不开“多样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多样化”大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风格类型的多样化,即文艺可以存在“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等各种不同的风格类型。也就是说,文艺“有的时候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快的东西,有刚也要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第二,功能指向的多样化,即文艺要既能使人受到“教育”和“启发”,亦能让人获得“娱乐”和“美的享受”。也就是说,文艺要能在交流情感、认识社会、启迪教育、宣传政治意识形态、休闲娱乐以及文化审美等不同层面发挥作用,“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适应“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3]。第三,题材内容的多样化,即文艺既可以反映“英雄人物的业绩”,也可以表现“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既可以表现“现代人的生活”,亦可以展示“古代人的生活”[4](P6);不仅“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3],单就某一种文艺类型(譬如电视)而言,历史、战争、家庭、谍战、爱情等题材的创作也要不断推陈出新,切忌相互因袭。第四,借鉴资源的多样化,亦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一切表演艺术中进步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充分学习和借鉴。对此,列宁一再强调,只有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全部文化的基础上,才可能建设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习近平指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3]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极端政治化、阶级斗争工具化的干扰及影响,在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生产传播的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十分明显,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体裁,单一、刻板,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实践的拓展与深入,人民的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文艺创作也逐渐由原先的单一、刻板走向多样化。19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逐步深入,市场、资本、商业等要素在文艺领域大幅介入和渗透,各种新媒体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普及,中国的文艺发展状况变得更为复杂,文艺多样化发展趋向更为明显,文艺的“多样性”内涵不断扩容,其表现除上述风格类型、功能指向、题材内容、借鉴资源外,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品性质的多样化。就文艺作品的性质而言,在中国当前多样化的文艺格局中,不仅存在着居于主流的“社会主义主旋律文艺”,亦有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文艺”和作为主旋律文艺之对立面的“反主流文艺”。作为主流的“主旋律文艺”,在获得国家大力支持与鼓励的背景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以先锋艺术、地下电影、另类文学等形式出现的“非主流文艺”,特点鲜明、个性十足,近年来表现得十分活跃;处于主流文艺之对立面、以否定姿态出现的“反主流文艺”也不时出现,其主要表现为:一是部分作品肆意抹杀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上的根本区别,通过表现所谓的现代孤独感、荒诞感等,把中国社会现实描绘成“他人即地狱”、“生存即恐惧”的阴暗景象;二是部分作品突出展示人类的动物本能和原始欲望,无节制地追求感官刺激,刻意渲染暴力、色情、拜金主义、包二奶、一夜情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价值取向,文艺创作近乎成为本能呈现和欲望发泄的公共舞台。总体来说,“反主流文艺”不仅无益于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美感,甚至可能摧毁我们长期以来在道德伦理、理想信念建设方面所作的努力。
    第二,创作主体的多样化。这在当下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主体年龄的分层化和青少年作家群的崛起。当前中国的文艺创作群体既有出生于新中国之前、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作家,亦有经历过十年浩劫和“知青下乡”运动的中老年作家群,既有沐浴着改革春风而成长起来的“80后”,也有在市场经济洗礼中成长起来的“90后”和“00后”等青少年作家群。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文艺创作群体,其生活经历、人生经验、性格气质、审美趣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特别是作为“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的青少年作者群,尽管其作品质量良莠不齐,但作者的数量、创作的规模、写作的速度等却十分惊人,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上的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二是创作主体身份的多元化与“体制外”作家群的涌现。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受中国文化体制的影响,大多数作家属于“体制内”作家。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文化体制改革,作家的身份出现明显分化并逐渐呈多元化趋势,“体制外”作家逐渐突入世人的视野。如果说早期自由作家因位居边缘、身处“体制之外”而多生活拮据的话,那么在今天,许多自由文艺工作者则借助于商业化写作和演出,以及互联网及网络版权的运作,不仅能够经济自立,甚至很多一夜暴富。比如,在2013年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网络作家富豪榜”中,唐家三少、天蚕土豆、血红、我吃西红柿、梦入神机等网络写手仅年度版税收入就超过一千万元,尽管他们均位于“体制之外”,但吸金能力、写作速度、在读者中的影响却丝毫不逊于“体制内”作家。大量“体制外”自由文艺工作者的涌现以及标新立异的创作个性,形成了当代文坛上创作风格、表现手法的千变万化。
    第三,文艺传播媒体的多样化。从文艺的传播媒体来看,当前文艺的多样化则有更加突出的体现:在电影、电视之后,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互联网文艺”,如网络小说、漫动画、手机游戏等,其中有的是“互联网+”,有的是“+互联网”。通过对网络文学进行电影、电视、游戏、动画、漫画等“改编”,一大批网络文学作品被推到文学网站之外,并进入影视、游戏、动画、漫画等艺术领域。仅以电影为例,自2001年蔡智恒的同名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被改编为电影后,改编自网络作品的影片《搜索》(陈凯歌导演,高圆圆、姚晨、赵又廷等主演)、《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赵薇导演,韩庚、赵又廷、杨子珊等主演)等,无论在观众反映、票房收入,还是在经济刺激、商业拉动方面,均显示出借助于传播媒体多样化进行“改编”这条网络文学产业化之路的广阔前景。这一现象说明,“网络文学”正以其处于“野蛮生长”期的传播力,或许已经超越甚至取代影视图像,成为当今文艺生产中一种重要的、一定程度上可以主宰市场的文化资本力量。这样便出现了下述情况:小说家、剧作家、导演们非常乐于或者不得不利用互联网文艺来增加自己的文化象征资本,如果不借助互联网传播的这一势能,便会在市场上吃败仗。在当前这种文化传播语境中,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由于互联网传播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互联网文艺已经成为当今文艺生产中一个竞相追逐的成功梦想,并且呈现出向市场欲望狂欢化方向发展的态势。这种情形自然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其中所包含的文化风险确实值得充分关注与防范,需要通过积极的引导与法治措施来治理;另一方面,应充分肯定互联网文艺在促进文艺多样化方面的作用,需要将互联网文艺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高度来重视之,将其视为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一个孵化器和主渠道,而不再简单地以“草根”、“低俗”视之,并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扶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互联网文艺将会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生产与传播方面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可以说,从风格类型到功能指向,从题材内容到借鉴资源,从作品类型到创作主体,从数量、产地、体裁到传播载体,文艺多样化在当代不仅表现得异常复杂,而且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进一步言之,这不再仅仅是题材、体裁、风格等“表层”的多样化问题,更涉及到对文艺本质、价值、功能等更为“根本层面”的多样化。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文艺的多样化是数量、产地、内容、体裁、风格等表层的差别,实际上却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差异。也就是说,不同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群体,在创作姿态和文艺功能认知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体制内”作家同“体制外”作家在创作旨趣以及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上非常不同;传播方式的不同也常常折射出精神追求上的根本差异,比如借助于互联网进行创作的网络写手们的创作路数和交流方式,与传统的手写模式截然不同,这在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纸上漫画与网络动漫画之间表现得极为清晰。在此情形下,“主旋律文艺固然声势雄壮,另类文艺也特色鲜明。标新立异者理直气壮,哗众取宠者乐此不疲,先锋派我行我素,媚俗者招摇过市。文艺确乎已进入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花样翻新的时代”[5]。作为文艺发展的普遍规律,文艺多样化有助于文艺发展与繁荣,符合“提倡多样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国家基本的文艺方针。但同时必须清楚的是,“多样化”不等于“多元化”和“自由化”,文艺的“多样化”应当是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基本方向的、在“主旋律”文艺引领下的文艺多样化。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实现文艺繁荣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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