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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慧然纂集，张伯伟释译《临济录》，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71-72、118页。 ②[美]保罗·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③参见卞东波《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后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40页。 ④[日]福井文雅著，徐水生、张谷译《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儒教、佛教、道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页。 ⑤[美]包弼德著，赖芸仪译《我们现在都是国际史家》，思想史编委会编《思想史》第一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46页。 ⑥《21世纪的知识分子信念——包弼德访谈录》，王希、卢汉超、姚平主编《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254页。 ⑦张伯伟《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新论》，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编辑委员会编《人文中国学报》第15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⑧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钱大昕著，陈文和编《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册，第1页。 ⑨[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页。 ⑩周法高《地下资料与书本资料的参互研究》，吴福助编《国学方法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上册，第126页。 (11)参见胡适《发刊宣言》，《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号。 (12)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28页。 (13)赵景深《文学研究法序》，[日]丸山学著，郭虚中译《文学研究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 (14)古添洪、陈慧桦编著《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1-2页。 (15)[韩]林荧泽著，李学堂译，王君松校《国文学：做什么，怎么做》，《韩国学：理论与方法》，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页。 (16)[日]小西甚一著，郑清茂译《日本文学史》1993年版《跋》，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49页。 (17)参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9页。 (18)2015年7月3日，蒋寅教授在上海大学主办的“清代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在中国发现批评史》为题报告，条述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三大偏见”，即：一、中国文学批评属于感悟式、印象式；二、没有成系统的理论著作；三、缺少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命题。如此看来，要改变以上的“偏见”，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还真是任重道远。 (19)周宁《汉学或“汉学主义”》，《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0)顾明栋《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中的认识论意识形态》，《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21)《东方学》声称：“将东方学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这正是东方学学术研究所声称的)更有价值。”(第8页)“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架子。”(第15页)“欧洲，还有美国，对东方的兴趣是政治性的。”(第16页) (22)张伯伟《从“西方美人”到“东门之女”》，《跨文化对话》第28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21页。 (23)带有总结性的文章，参见张西平《关于“汉学主义”之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页。 (25)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 (26)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4册，第258页。 (27)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374页。 (28)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29)[日]狩野直喜《王静安君を忆ふ》，《艺文》1927年第8号。 (30)[日]桑原骘藏著，J.H.C.生译《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李孝迁编校《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9-80页。 (31)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册，第614页。 (32)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第307页。 (33)参见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305、398-401页。 (34)[美]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有趣的是，出版于1990年的这本书，其标题也同样“未能免俗”。 (35)[美]安东尼·格拉夫敦著，张弢、王春华译《脚注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页。 (36)陈澧《字体辨误(附引书法)》，陈澧著，黄国声主编《陈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册，第232-233页。 (37)钱穆《素书楼余沈》，《钱宾四先生全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426-427页。案：四十多年后，余英时在接受访谈时说：“二手材料一大堆，有些根本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真有贡献的不能遗漏。……这也是现代做学问应该注意的。这是方法论上的问题。”发挥的便是钱氏之说。参见陈致《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7页。 (38)余英时《“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开幕致词》，彭小妍主编《跨文化实践：现代华文文学文化》，台湾“中研院”2013年版，第1页。 (39)胡适1931年9月14日记：“别说理科法科，即文科中的中国学，我们此时还落人后。陈援庵先生曾对我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我们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第152页)陈垣在二十年代初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一次集会上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78页) (40)1939年日本学者长濑诚在《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中提到此事，并且评论道：“如果叫日本的学者来说，最近在中国的中国学，只是模写日本的和西洋的方法论而已，尤其是不能逃出日本所予影响的力圈以外。”(《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第150页) (41)《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66页。 (42)如梁绳祎《外国汉学研究概观》(《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第34-50页)，就分别介绍了日本、意大利、荷兰、法、德、俄、英、美八国的汉学研究的缘起和现状，最后还提及比利时、瑞典、希腊、捷克斯拉夫(即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汉学代表人物。 (43)《论伯希和教授》，《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第307页。 (44)刘经富《陈寅恪未刊信札整理笺释》，《文史》2012年第2辑。 (45)王国维《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第184-185页。 (46)本人在《现代学术史中的“教外别传”——陈寅恪“以文证史”法新探》(未刊稿)一文中，对陈寅恪如何融合中西学术以创造其学术方法有详论，此处从略。 (47)傅斯年《〈城子崖〉序》，《傅斯年全集》，第3册，第206-207页。 (48)杨联陞记《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87-488页。 (49)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266页。 (50)余英时《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96-297页。 (5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52)[美]卡尔·贝克尔(Karl L.Becker)著，何兆武译《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53)有关域外汉籍的基本定义、范围、研究历史、现状及意义等，参见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 (54)关于域外汉籍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我曾写过《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55)刘悠扬《钱穆〈中国文学史〉讲稿首次面世》，《深圳商报》，2014年7月24日第C01版。 (56)这里所说的内容，参见拙文《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中国文化》2009年秋季号)、《再谈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57)宋浚吉《同春堂集》别集卷四《上慎独斋先生》，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韩国景仁文化社1993年版，第107册，第361页。 (58)朴世采《南溪集》外集《答尹子仁》，《韩国文集丛刊》，韩国景仁文化社1995年版，第141册，第317页。 (59)朴趾源《燕岩集》卷三《答族孙弘寿书》，《韩国文集丛刊》，韩国景仁文化社2000年版，第252册，第78页。 (60)张氏《贞夫人安东张氏实记》，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上册，第273页。 (61)[新西兰]费希尔著，李瑞林等译《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3页。 (62)[英]彼得·伯克著，李霄翔、李鲁、杨豫译《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63)[日]高桥博巳撰有《东亚文艺共和国》(日本新典社2009年版)一书，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上述意义。 (64)[日]西嵨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卷，第88-92页。 (65)为了便于学者的讨论，我将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列之于下，无论是正面的呼应还是反面的批判，都是我乐于听闻的：关于文学典籍的环流，有《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关于文人学士的交往，有《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关于文化意象的形塑，有《东亚文化意象的形成与变迁——以文学与绘画中的骑驴与骑牛为例》(《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55页)；关于文学典范的转移，有《典范之形成：东亚文学中的杜诗》(《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关于文体的变异，有《“文化圈”视野下的文体学研究——以“三五七言体”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关于东亚女性文学，有《文献与进路：朝鲜时代的女性诗文研究》(《中正汉学》2013年第1期)。 （《文学遗产》2016年第2016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