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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论和方法探索的基本原则 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学人，为了在学术研究上迅速赶上世界的步伐，特别强调对于西学(欧美)和东学(日本)的学习，但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心目中，这一切都是为了振兴中学(中国)，并不甘心自足于东西学的奴仆。因此，也积累了一些可供今人采撷的思想资源。概括起来，约有以下数端： 1.汉学研究的中心。2012年在台湾“中研院”举办“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余英时有一个开幕致词，他引述了1959年胡适面对在台湾召开汉学会议的提议时，对于“汉学中心”的感慨：“二十年前在北平和沈兼士、陈援庵两位谈起将来汉学中心的地方，究竟在中国的北平，还是在日本的京都，还是在法国的巴黎？现在法国的伯希和等老辈都去世了，而日本一班汉学家现在连唐、宋没有标点的文章，往往句读也被他们读破了。所以希望汉学中心现在是在台湾，将来仍在大陆。”(38)这个观点主要是陈垣的，胡适当然也认同(39)。1931年在几个日本年轻人面前，讲到汉学中心的问题，胡适曾明确表示是北京、京都和巴黎，这自然是一种门面语，他内心并不真的以为当时中国的人文研究已经堪与京都、巴黎鼎足而三。在当时的日本学者看来，就更是如此，因为其使用的方法都来自于日本和西洋(40)。但胡适等人的愿望，与傅斯年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雄心——“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41)一样，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国学术。余英时认为，今天的“汉学中心”既是“无所不在”又是“无所在”，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考虑。可是反观学术现实，中国学界的人文研究，无论是课题选择、理论假设、方法运用、主题提炼等，多取法乎欧美，连能否独立成派都是疑问，遑论“中心”所在?又如何能放弃对“中心”的追求？民国时期有识之士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愿望，在今天仍然有其意义，也是值得为之努力的。 2.与西学、东学角胜。晚清以来一批有理想、有志气的学人，他们关注西学、东学，一方面固然是要虚心学习，另一方面也要与之竞争角胜，绝不仅仅是东施效颦、亦步亦趋。为了与之对话进而竞争，首先就要关注其研究，也势必在课题选择等方面受其左右，这当然会给国人的学术研究造成影响，有时可能是负面的影响，但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最终当摆脱其桎梏。试观当时的报刊杂志，多有介绍域外汉学之成就、历史和动态，以及分析其利弊得失者，虽然以法国和日本为主，但眼光笼罩各国(42)。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方面吸收西学、东学之长，一方面做出具有中学特色的研究。对于西方汉学，傅斯年这样说：“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胜。各学皆然，汉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镜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自广也。”(43)对于日本汉学，陈寅恪如是云：“拟将波斯人所著蒙古史料及西人译本陆续搜集，即日本人皆有之者，以备参考。……庶几日本人能见之书，我辈亦能见之，然后方可与之竞争。”(44)这番努力也的确结出了希望的果实。王静如这样评价陈寅恪及其同道的工作：“陈先生国学精深，又博通东西各国语言及古代语文，工具既良，方法复新，见识自高。故每出一论，世界汉学界必交相称道。”(45)特别是陈寅恪，不止在具体研究上有许多创获，尤其在学术方法上也有所建树(46)。如果中国学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发展，其对于国际学术界的贡献和影响，必然是另外一番面目。 3.不以西学、东学为学术标准。这样的议论虽然不多，但很值得注意。比如傅斯年1934年撰文指出：“西洋人治中国史，最注意的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经几部成经典的旅行记，其所发明者也多在这些‘半汉’的事情上。……西洋人作中国考古学，犹之乎他们作中国史学之一般，总是多注重在外缘的关系，每忽略于内层的纲领，这也是环境与凭藉使然。”(47)与此同时，陈寅恪也对日本汉学家的中国史研究有所评论：“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48)虽然这只是一些杰出个人发表的意见，无法代表一个时代的共识，但这是值得重视的另一种声音。 综上所述，我们要在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探索，应该吸取前人宝贵的思想资源，并且更加推向前去。余英时曾认真地说：“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49)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西方的观念不闻不问。所以，他在呼吁“中国人文研究摆脱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发”的时候，一方面强调通过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种种内在线索，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强调，对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者“应该各就所需，多方吸收”(50)。这是吸取了百年以来中国人文研究的正反经验教训后，得出的中肯之论。而我们在进行自身的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和探索时，其基本原则就应该是以文本阅读为基础，通过个案研究探索具体可行的方法，走出模仿或对抗的误区，在与西洋学术的对话中形成其理论。在今天的人文学研究中，套用西方理论固不可为，无视西方理论更不可为。我们的观念和方法应该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学术研究。 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探索不是凭空而来，我们把文本阅读提到其基础的位置，就是表明方法应该透过文本本身的内在线索和理路而形成，理论也是奠基于行之有效的具体研究之上。如果把文本广义地理解为研究的材料，理论和方法就是设计的理念和图纸，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新材料显然占有优势。由新材料而带来的新问题，本身就往往是学术研究的新对象，是既有的理论和方法未曾面对、未曾处理因而往往也束手无策的课题。尽管研究者可以依据惯常的思路去面对、去处理，但其结果却难免遮蔽了新视野。因此，面对新材料，研究者更需要付之以探索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努力。 这里，我们要重温陈寅恪在1930年讲过的一段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51)对于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话，学界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新材料”而忽略了“新问题”，但如果缺乏“新问题”，即便有无穷的“新材料”，也形成不了“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就好像法国18世纪的哲学家们，虽然“砸烂了圣·奥古斯丁的《天城》，只不过是要以更行时的材料来重建它罢了”(52)。易言之，即便使用了“更行时的材料”，但重建起来的依然是一个中世纪的旧城。在现代学术史上，用新材料建构旧房子的情况并不罕见，假如我们有幸遭遇新材料，却不幸建构成旧房子，其令人悲哀的程度甚至远过于无缘新材料。如果没有新问题，新材料照样会被浪费，至少也会因此而遮蔽了其应有的“新视野”，更不要说会导致其革命性的、典范转移之可能性的丧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