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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除去文献、人物和史实的考辨，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和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曰“外来的”，这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症结所在。因此，加强对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与实践，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心。在这样的探究工作中，套用西方理论固不可为，无视西方理论更不可为。我们的观念和方法应该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学术研究。由新材料而带来的新问题，本身就往往是学术研究的新对象，是既有的理论和方法未曾面对、未曾处理因而往往也束手无策的课题；不仅需要我们提出新的方法论原则，这些材料本身也蕴含了许多具体研究手段的施展空间，为理论和方法的设计与实践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关 键 词：文学研究/理论/方法/汉文化圈 作者简介：张伯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 每一时代的学术都有其自身面对的问题，也因此而需要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唐代大德高僧义玄禅师曾说：“山僧说处，皆是一期药病相治，总无实法。”又说：“山僧无一法与人，只是治病解缚。”①这里所谓的“病”，从学术史的立场上看，就是一个时代所面临的大问题。那么，今日中国学术所患之“病症”为何?“病理”安在?就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检讨的。时代学术之“病”当然不会仅限于某一领域，甚至也不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但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研究者，我的反省和探索将以文学研究为主要对象，并旁涉中国传统的思想、宗教和历史研究。 坦率地说，中国现代人文学研究(不限于文学)之“病”，症结就在缺乏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基于我对外部批评的观察和反观自身的内省而得出的结论。以前者而言，不妨略举数例如下： 在史学研究上，保罗·柯文(Paul 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西方史家无法在采用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之外，另有可能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②这是一种惋惜的态度。 而在文学研究上，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曾多次对中国学人当面直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欠缺理论意识”③，这是一种批评的态度。事实上，学术研究上理论意识和方法意识的欠缺，在欧美学者眼中，也可以说是东亚人文学者的通病。以宗教研究为例，福井文雅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西洋学者类似的批评：“日本汉学家虽然拥有广博的知识，但缺乏科学的整理而使之上升为学术研究的方法。”“日本人写的论文是知识的罗列，这并非学术。”④这也使他感觉到，此番议论背后有着西洋学者“独特的自豪感”。法国汉学家的批评有时兼涉中日两国学者，比如说：“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有文献的知识，却不懂得处理、研究文献的方法。在方法上，我们比日本人优越。”(《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儒教、佛教、道教》，第267页) 还有一种态度是嘲讽。在思想史研究上，包弼德(Peter K.Bol)的言论颇有代表性。他说：“难以讳言，即使有千百种不愿意，今日国际性与全球化的浪潮仍不断地由西向东移动。”这一移动的结果在他的预言中是这样的：“除了欧美思想架构体系以及方法论在世上不同语言国家中的扩张外，思想史在国际转向上还能有其他作为吗?其他文化(例如南亚与东亚)能有所反馈吗?儒学学者能有所反馈吗?我觉得对此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不能’。而这也是过去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深层焦虑的源由。”⑤出于对各种“新研究方法”的依恋乃至痴迷，包弼德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传统的汉学训练无非“会使你更为广博，使你能够独立地去研究更多的史料”，但对于一个西方汉学家来说，“它并不是必要的，它的必要性不见得超过研究中国必须学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方面看，他是在强调“不是某个国家的学术传统内的专家也能研究这个国家”，而实际想表达的意思是：“大陆出版的最有价值的书是古籍整理，而不是研究著作”⑥。 以上列举的言论，其表述方式有着不同的态度，但无一例外都蕴含着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豪”，如果不说是“傲慢”的话。我们无须对其中的嘲讽反唇相讥，重要的是应该虚心听取，反躬自省。若干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针对今日中国文学研究存在的两大问题，即文学本体的缺失和理论性的缺失，根据自己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解，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或改变这样的研究现状。所谓“理论性的缺失”，指的是两种情形：“一是以文献学代替文学，将艺术作品当作历史化石，或者用‘科学的’方法，比如统计、定量分析、图解等，追求文学研究的‘实证性’和‘技术化’；一是生硬地搬贩西方理论，生吞活剥地运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之中，使得研究工作不免沦为概念游戏，同时也失去了西方理论自身的魅力。”⑦以上两者关系密切，要弥补文学本体的缺失，需要细读文本，保持对作品的敏感度，而理论的建设与实践，又要以文本的阅读为基础，以文本的研究为旨归。 这就引出了本文的话题：加强对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与实践，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心。阮元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⑧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除去文献、人物和史实的考辨，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以及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曰“外来的”。所以除去文献整理，欧美的东方研究者对中国的学术著作颇为轻视，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的一种传统。萨义德(Edward W.Said)《东方学》概括道：“那就是，西方文化内部所形成的对东方的学术权威。……它被人为构成，被辐射，被传播；它有工具性，有说服力；它有地位，它确立趣味和价值的标准。”⑨萨义德的某些论述虽不免以偏概全之弊，但上述概括为我所认同。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看，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涉及理论和方法的探索时，存在不少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有必要首先加以检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