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以往的认识和实践误区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成立，使得中国学问的研究取得很大进步，形成了一时的新风气。用周法高的话来概括：“二十世纪以来对中国学问的研究，和清代的学术研究有着基本的不同，那就是利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来研究的结果。”⑩而所谓的“新方法”“新观点”，主要就是胡适等人提倡的西洋的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要用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从事于“国学”或曰“国故”(11)。为什么要用西洋的方法，而不用自己的方法呢？那是因为在当时的许多学者看来，中国学术传统中缺乏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研究而言，尽管有丰富的批评文献，但总体来说零碎散漫，不成系统，当然也就没有可供挖掘和继承的资源。除了向西方寻求“金针”之外，别无他途。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晚。 我们不妨对这种观念略作梳理： 1924年，杨鸿烈在其《中国诗学大纲》中指出：“中国千多年前就有诗学原理，不过成系统有价值的非常之少，只有一些很零碎散漫可供我们做诗学原理研究的材料。”所以他的这本著作，是“绝对的要把欧美诗学书里所有的一般‘诗学原理’拿来做说明或整理我们中国所有丰富的论诗的材料的根据”(12)。杨氏受到胡适的很大影响，从学术理念来看，延展的就是胡适的思路。在这里，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文献所居的地位仅仅是“材料”而已。 1936年，郭虚中将日本学者丸山学的《文学研究法》译为中文，赵景深在《序》中指出：“我国自五四运动以后，一切科学都有了新的估价与认识，作为一种科学的文学也不是例外。以前人们是从来不知道系统地科学地研究文学的。即如古代名著如刘勰《文心雕龙》等，亦有杂乱破碎之感。”(13)那么丰富的传统文学批评文献，如果只用“杂乱破碎”四字概括，就成为一张醒目而又易于随手张贴的标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一类的著作，基本框架来自于前苏联的季莫菲耶夫、毕达科夫等人的学说，尽管它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但落实到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国传统的批评文献同样只是作为可资印证的材料散见于各个部分。到七八十年代修订再版时，这个基本架构还是一仍其旧。 1976年，古添洪、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中指出：“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文学研究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文学时，即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14)这番议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所谓“学派”，当然需要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仅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或范围，用西洋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在比较文学的领域中，如何能够形成一个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鼎足而三的中国学派呢？但在这番不着边际的议论背后，却有着言说者观念上的苦衷，即中国文学批评自身是缺乏理论和方法的。这张标签被随手张贴了数十年，已经成为学者知识库中的“常识”。 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形也类似。比如在韩国，据林荧泽先生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国家虽然有文学作品，却没有评价它们的合适标准。所以借用国外的评价标准也是不错的。”(15)这里所谓的“国外”，指的就是欧美。1975年前后，为祝贺美国学者唐纳德·靳(Donald Keene)提出的《日本文学史》写作计划，日本笔会举行座谈会，“其中好几次出现了这样的颂词：只有美国学者才能写出真正的日本文学史”(16)。而唐纳德·靳的写作动机，也缘于此前读到佐佐木信纲《上代文学史》后的感想：“我们毕竟还是不得不为自己写文学史。不管日本人的评价如何，佐佐木氏的著作与我们的趣味相去甚远。”(《日本文学史》，第238页)、东亚各国不仅承认自身缺乏理论和方法，也承认运用西洋理论来处理本国文学(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是理所当然的。 针对上述“标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写作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想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接触西洋学术之前，传统的中国人是如何从事文学批评的?有什么样的批评理论和方法?是否自成体系?其特色何在?基本结论如下： 1.大量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有三种方法最能体现传统文学批评的精神，即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法，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源溯流”法，以及受庄禅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以这三种方法为支柱，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自身结构。这三种方法，是从三个不同侧面对文学作品所作的各个层次的研究：“以意逆志”法偏重于将作品置于与作者及社会的关系中探讨；“推源溯流”法偏重于作品与作品之间关系的探讨；而“意象批评”法则纯然就作品本身立论，以考察其独特的风格。“以意逆志”法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两种方法偏重于内部研究，其中“推源溯流”法着重于描写手段和表现手段等细节上的分析，而“意象批评”法又着重于整体上的把握。这三种方法，从思想背景上考察，皆有其不同的学术或宗教来源，但在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结构中，却能够相成互补。即使在同一个批评家手中，也能够兼容并采，综合运用。 2.中国文学批评方法不仅有上述内在结构，同时又有独具特色的外在形式，即选本、摘句、诗格、论诗诗、诗话和评点。这六种形式，是西方文学批评中所鲜见或为时较短，而在汉文学批评(包括朝鲜—韩国、日本、越南)中又最普遍长久地为人使用的。六种形式之间既彼此独立又互相渗透的现象，也显示了这些形式本身具有一定的有机性和整体性。三种独具精神的批评方法主要就是通过这六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些方法的涉及面，不仅在空间上遍布汉文化圈，在时间上从古到今，而且在门类上也不限于文学，还程度不一、关系深浅地反映在书法、绘画和音乐批评中。内外结合，有体有用，展现了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体系(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