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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在他的早期文论《小说理论》中已经充分意识到现代小说是与史诗迥异的文体：“小说是上帝所遗弃的世界的史诗；小说英雄的心理状态是魔力；小说的客观性是男性成熟的洞见，即意义绝不会完全充满现实，但是，这种现实没有意义就将瓦解成无本质的虚无：所有的这一切说明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它们标明了小说塑造的可能性从内部划出的一些界限，同时又明确指出了历史哲学的瞬间，在这种瞬间，伟大的小说是可能的，在这种瞬间，它发展为必须言说的本质事物的象征，小说的信念是成熟的男子气概，而它的素材的独特结构是它的离散方式，即丰富的内心和冒险的分裂”(卢卡奇80)。与史诗的“神性原则”联系着的英雄的精神世界的统一性不同，卢卡奇所言的小说“异质离散”性，其分析对象主要是十九世纪的福楼拜小说作品。所谓“异质性”，多是由于主人公的思想感受与外界越来越难以协调导致的，其“离散性”，是主人公的行为做派碎片化，难以形成一个中心化的价值准则。“从写作的布局来看，心灵追求最大的连续性，因为只有在未被任何外在者所打破的主观性中才有一种生存；然而，现实却瓦解为相互完全异质的碎片，这些碎片甚至也不像《堂吉诃德》中的冒险具有定在感觉上独立的亲和力那样，是孤立的，所有的碎片都仅仅靠所体验的恩赐情绪来生活，然而，这同一情绪将通过其反思的虚无中的整体被揭示出来”(卢卡奇109)。这种“心灵的连续性”不等于“心灵的统一性”，“心灵的连续性”前提是主人公的心灵与外界隔绝化、疏离化、变异化。卢卡奇最推崇的“幻灭的浪漫主义”的作品如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小说主要叙述一位一事无成的外省青年与外界无法融合的内心世界。现实已成碎片，主人公的思绪和感受只能接应碎片般的现实，只有连续性，没有总体性。于是，困惑、犹疑、退却、糊涂、自相矛盾，这种种情感与观念都在这位外省青年人身上打下烙印。这意味着对此种文本的解读，如果试图将各种“碎片”收拢到一个主题之下，那么，“收拢”的统一性追求有可能将诸“碎片”的奇异特质以及自相矛盾性过滤掉，相反，如能提交碎片化的诸观念与情感的交错性、驳杂性、误解性、易变性、自相矛盾性和随波逐流性，勾勒各种观念和情感在文本中的互不兼容的复杂关系，显示诸种观念与情感如何冲突、嫁接、将就、妥协、媾和或瓦解，发见各种意义脉络如何逗留、篡位、混杂、消退或崩溃，那么，小说文本中的初始主题就不是仅仅作为被巩固的对象一以贯之，而是作为一再受到干扰甚至阻滞、扭曲、截断的观念与情感产物在生成之中不断变幻。 这种小说解读方式是以分析观置换归纳观，是以生成观代替确证观，是以动态的问题诊断之方式而不是静态的结论宣布之方式叩问文本意义的特殊性。 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尽管已经言及主人公与现实的“异质离散性”，但是，小说除了人物的感受与观念相对于现实的异质性和离散性，小说还存在着人物与人物、人物与叙述者甚至是人物与自身之间的“异质性”，这是卢卡奇未涉及的论题。小说叙事的“异质性”，只有到了巴赫金那里，才在人物之间、人物与叙述者之间不断发生对抗性，并在对抗中生成。不过，巴赫金不使用“异质”这种说法，他的关键词是“对话”，强调叙述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峙性，观念与情感的对峙性。也就是说，巴赫金对小说文本生成的分析不是停留在人物与外界的异质性上，而是更深刻地看到这种异质性是通过人物之间观念与情感的对峙性才足以促使小说不断生成，并且，正是这种异质性的无法妥协让观念与情感的运动处于辖域、解域、再辖域、再解域的过程。① 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解读，是以最强调对峙过程中跃跃欲试的瓦解性来显示情感面与观念面的生机与危机，是将解域作为叙事的推动力来建构小说的审美框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的意识，从不独立而自足，总是同他人意识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主人公的每一个感受，每一个念头，都具有内在的对话性，具有辩论的色彩，充满对立的斗争或者准备接受他人的影响，总之不会只是囿于自身，老是要左顾右盼看别人如何，可以这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艺术的形式提出了不同意识的社会分类，自然只是从同时共存的切面上加以区分的”(巴赫金65)。这里的“准备接受”与“左顾右盼”便是随时准备接受他人的质疑，是一种维护与反击、辖域与解域、动摇与坚定并存的状态。之前的批评家已经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这种“左顾右盼”，卢那察尔斯基就言及：“不，作为一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自己的主人，他的人格已经解体、分裂——对于他愿意相信的思想和感情，他没有真正的信心；他愿意推翻的东西，却是经常地、一再地激动他而且看来很像真理的东西；——因此，就他的主观方面说，他倒很适于做那时代的骚乱状态的反映者，痛苦的但是符合需要的反映者”(卢那察尔斯基130)。巴赫金没有像卢那察尔斯基那样诊断人格或时代有多“骚乱”，却肯定了这种“骚乱”的小说美学性质：一切都被质疑，一切都需要在不断辩护过程中加以解域，在解域中不断生成：巴赫金发现了这种“刺激性的、挑逗性的、盘查式的、促成对话关系”(巴赫金73)新型小说的美学特征。这种小说的美学特征告诉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辩护是怀疑式的辩护，其怀疑又是辩护式的怀疑。所谓“刺激”“盘查”“促成对话”便是在对预设主题的不断瓦解、挑战、解域的过程中形成“未完成”的意义。人物之间的反复辩论本可能被当做小说作品中的次要的内容，巴赫金却把这种次要的内容推到小说艺术形式革新的前端，这种革新意味着人物与人物、人物与叙述者之间的论辩不单是为论出个道理来而争论，一连串的辩论之中深藏着一种销蚀、瓦解逻各斯中心的力量。这种具有“多声部性”的一路盘查的观念型长篇小说太特殊了，似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特殊性成就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那么，紧接的问题是，被巴赫金称为“独白型”的托尔斯泰的小说是不是就与小说主题的解域没有丝毫瓜葛呢？表面上看是这样。解域理论好像只适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与卡列宁或伏伦斯基不太可能来上一场又一场的海阔天空之观念交锋，梅什金与纳斯塔霞或阿格拉娅才可能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唇枪舌剑，辩出个是非曲直。但是，这不等于托尔斯泰式的“独白型”小说都那么“意义稳固”，相反，托尔斯泰看似一直在巩固他的观念阵地，但难道我们不会在《复活》中发现玛丝洛娃的话语对聂赫留朵夫的行为的无情解域吗？当然，托尔斯泰由主人公直接陈述的解域话语是很节制的，但不等于他的小说主题就完全坚固。比如，《安娜·卡列妮娜》前部叙述的是情欲的胜利，而后半部则是爱情的折磨，后半部分的安娜的“受难修辞”，突出的是安娜如何为人格尊严而抗争并将安娜之死归因于尊严而非情欲，这就对小说的前半部分进行了解域。对托尔斯泰小说主题进行解域，最好扩大到他的一系列文本。托尔斯泰《克鲁采奏鸣曲》《谢尔基神父》都在确立一种观念，那就是情欲可怖且会给主人公带来灾难。托尔斯泰一系列“警世”文本中的“仇色”观念很“激进”，这些文本的背后似乎“躲藏”着一位阴沉严厉的托尔斯泰。但是，更有名气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妮娜》中的爱情描写不也显示了托尔斯泰对于情欲的欣赏吗？正是通过对同一个作家不同类型的小说文本的交错分析，让我们知晓解域分析的方法完全可能在同一位作家的不同文本间穿梭。此部文本中建构起来并言之凿凿的主题，完全可能在相似题材不同路径的表达中发现某种言不由衷或自相矛盾。甲部小说的主题很可能在乙部小说中被动摇，也可能在丙部小说中获得继续生长的可能。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