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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总结和反思首先需要对一些宏观性问题的整体考察与系统综合，包括新时期文学理论观念的演进动因、历时进程、共时结构等等。新时期文学理论观念的演进是社会历史、文学实践以及理论自身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有其历时进程与共时结构。就历时进程而言，新时期文学理论观念经历了由新时期之初的一元垄断至八九十年代的多元分化、再到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走向综合创新的辨证历程。从共时结构来说，则以对文学基本性质的认识为主体和思想轴心，以对具体、局部性问题的研究和对文学理论自身学科性质、学科建设的反思为两翼，形成了一体两翼的整体结构组合。对这些具有内在关联的宏观性问题的考察与综合不可或缺，它们涉及对于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基本特征、精神风貌和总体轮廓的概括与把握，也是具体性理论问题研究的认知前提与论析参照。 关 键 词：新时期/文学理论观念/演进动因/历时进程/共时结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基本文学理论观念的演进与论争研究”(项目编号：10BZW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谭好哲(1955- )，男，山东栖霞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 近一二十年来，对新时期文学理论进程的总结和反思构成了当代文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成果颇多。然而，认真检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则不难发现，许多研究只是限于对一些具体理论和观念之发展流变的梳理，而缺乏宏观整体性的反思和评说，使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实际上，宏观研究是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研究首先要做的课题。没有宏观方面的分析和研讨就难以对各种具体的理论观念、理论命题、理论问题的时代合理性和学术价值给予恰当的学术定位与分析阐发，也不可能对各种相关学术论争作出确切、公允的评判与论断。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历史总结和反思也是如此。欲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新时期文学理论和观念的发展状况，既需要对具体文学观念演进和论争的梳理和研判，也需要对相关宏观性问题的整体考察与系统综合。这其中，演进动因、演进历程、共时结构等等，即属于首先需要面对的几个大的宏观性问题。这些具有内在关联的宏观性问题的考察与综合不可或缺，它们涉及对于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基本特征、精神风貌和总体轮廓的概括与把握，也是具体性理论问题研究的认知前提与论析参照。只有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新时期文学理论进程中各个重要文学观念的流变和论争的辨析与评定才能回到历史语境和理论本体，以符合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方式有效地加以展开并落到实处。 一、新时期文学理论观念的演进动因 相较于此前也就是新中国建国后的30年，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发展可以用活跃、开放、进取、创新来加以概括。这种氛围和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历史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合力”因素既有属于文学理论之外之客观方面的，也有属于文学理论自身之主观方面的。文学理论之外的因素主要包括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由封闭到渐次开放的历史巨变和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时代变化两个方面。文学理论自身的因素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现当代文艺观念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传播与影响，二是对此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之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学术论争意识的恢复和增强等。脱离这些相关历史因素的分析，就难以说清新时期文学观念何以变动不居，又为何而如此演变。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文学观念的变化首先是由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客观历史进程所规约所决定的。在文学理论之外的客观时代因素方面，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的深刻历史巨变，均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为新时期文学理论注入了变革与创新的动力，刻下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印记。以政治而论，没有新时期之初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就不会有新时期文学理论早期对以往极左政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种错误文学理论和思想观念的清算，就不会有新时期伊始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和文艺不再从属于政治的理论调整，也不会有文学与人道、人情、人性和人学关系的理论重建。在当时，政治和思想领域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和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对于文学领域里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直至今日，在全球化潮流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和话语权力争夺，以及文学创作和批评中不同思想取向和精神价值的冲突与张力背后，其实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政治的影响，因此，面对此类现象和问题时，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依然是需要加以思考的理论话题，只不过由于具体情势的变化，政治的面目以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具体理论呈现会有所变化而已。讳言政治，看不到中国新时期政治领域的进步及其对于文学发展和思想创新的正面价值，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政治之外，经济的因素也不可小觑。可以说，正是新时期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地直至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文学从业者的身份定位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也改变了文学的社会属性和文学理论研究的版图。就文学从业者来说，以往按照国家订货来写作与现在按照市场要求来写作是不同的。就是在当下，给传统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创作文学作品与网络写手的写作也不可同日而语。以文学的社会属性而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约，使理论研究不能不在文学的精神属性之外还要认可其商品属性，进而又不能不对文学事业和文学产业加以区分。就文学理论研究的版图看，正是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侵入，文学生产论、文学生产和消费主义文化观念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研究边界移动、内容扩容以及范式转换等问题，才进入理论堂奥，引发研究关注。至于一般社会文化状况对文学观念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新时期中国的文化状况也处于由宏观格局到价值取向的剧烈变动之中。就宏观格局而言，中国新时期的文化经历了由改革开放之前相对封闭的自我发展到打开国门、在和域外文化的交流对话中走向世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建设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以及传统性与当代性的关系等问题应然而生。就文化存在的价值取向而论，新时期文化由新时期早期的一体化状态逐渐分流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的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市场主导的大众文化三种存在形态。文化状况的这两个方面，都给予新时期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以深刻影响，总体理论建设中比较文学学科的崛起、文化研究的风行和西方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或转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之“三化”吁求，以及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文学与民族文化特别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等理论探讨，应该说均与文化的嬗变相呼应。 政治、经济和文化场域的时代动因之外，文学场域里当代文学实践的时代变化也直接或间接地给予新时期文学观念以不同影响。总体而言，理论向当代文学实践的开放、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新时期文学理论开放性时代特征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新时期文学理论整体发展态势中的一个新气象。上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由较强的政治化思维到逐渐回归文学本身的演变，与当时文学自身的演变密不可分。新时期文学从最初的“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再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等的演进其实就是一个逐渐去政治化而回归文学自身的过程，与此相应，才有了当时文学理论在文学内外关系上由外在论、客观论向内在论、主体论的转向，有了文学反映论、文学意识形态论向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变迁。同样，近一二十年来，文学理论研究由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拓展甚至泛化，也是以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崛起所带来的文学格局变化，主要是通俗文学、大众性消费文学的大行其道为基础的。理论是实践的产物，是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再次印证了这个道理。理论对于实践的这种依存关系，似乎是理论发展不可逃离的一个“宿命”，探讨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和基本文学观念的演进，不能无视这个客观现实。理论观念的创新当然可以超越具体文学实践的观念营构，从而对其具有引领与指导作用，但却不能完全脱离文学发展的现状，不应无视现实实践的客观需求。新时期从国外传来的文学理论和观念难以计数，中国学者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观点也不胜枚举，但由于与中国的文学生态不接地气，不能应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客观需求，其中许多的理论和观念并无现实生命力，这也正从反面说明文学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基础，理论创新的动力应该孕育于客观现实之中。 客观动因之外，文学理论自身场域的变化，也推动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和演进。新时期之前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停滞的状态下运行的，基本文学理论和批评观念几十年如一日，没有大的变化。但是，随着西方现当代文艺观念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也在东西、新旧理论和观念的交流、碰撞与互动中发生了化学式的交融、化合与裂变。诚如钱中文先生所言：“我国文学理论在反思中，深感我国文学理论在求变、求新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深受外国文论的影响。”①且不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观念之整体格局的变化和位移，仅就文学活动的一些重要局部性环节而论，精神分析文论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文论对文学创作论的补充，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等文艺理论与批评对传统的内容—形式二分的作品论、文本观的冲击和改造，接受美学理论对传统上以鉴赏和批评为主要内容的接受论的极大丰富，符号学和叙事学理论对文学符号和叙事问题的新颖拓展，相对于新时期以往的理论研究状况而言，可以说都别开生面。这一点，仅从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新近一些年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即可窥见一斑。现在的文学理论教材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相比，在基本观念、总体框架和局部论述上，都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传播及其影响与作用不可小觑。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如马尔库塞——的理论是以“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些流行的正统观念提出质疑，以期有所贡献”②的姿态出现的，这就改变了中国学者心目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定型化前见，从而超越了以往仅仅围绕着少数几位经典作家打转转以致造成“理论的贫困”那样一种局面。西马文论和美学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艺术现实基础上产生的，包含着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限于时代条件而不可能具有的大量新的文化信息和理论内容，对西马文论和美学的接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经典形态和当代形态的延续与对接，也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呈现出了多取向、多样性的态势和格局。在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中，人道主义文艺观念的复苏，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及其评价，文学生产论的崛起，文化研究、文化批判特别是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研究的兴盛，文学本质研究中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思考等等，以及其他一些文学问题的提出和理论研究的深化，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理论旨趣及其中国影响密切相关。 在文学理论自身场域中，对此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之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也是新时期文学观念演进的一个重要动力。因为这种总结和反思不仅仅是重温了已经走过的历程，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学术史书写留下了一篇篇一部部前史、前传，更重要的是令人从中意识到了以往存在的不足、局限和问题，明确了制约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性问题和具体理论观念创新发展的症结性问题所在，由此催生了问题意识的觉醒和强化。问题意识本是一切理论创新的助推器，但是由于我们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深深囿于注经式的思维定势之中，所以问题意识是极度欠缺的。问题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对文学观念的推进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宏观层面上促成了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主导观念和基本理论命题与理论关系设定上的多样化甚至多元化思考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理论不同学派和学说的理论建构打下了基础，也造成了不同学派与观念之间相互碰撞与激荡的热闹与活跃局面；二是在众多具体性理论命题和观念上，打破了以往基于一种哲学理论或某个经典论述而定于一尊的局面，具体文学问题的学术认知和论断不再为某一理论或某一学说所垄断，文学理论研究真正显示出了基于鲜活的文学存在现实而本应具有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再认识再阐发的可能性、诱惑性。这种变化，不仅带来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多样化，也使得文学理论研究有了与众不同的个性，有了花样翻新的魅力。 与问题意识的觉醒和强化相伴随着的，是学术论争意识的恢复和增强。中国新时期的历史进程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思想解放意味着对国家发展指导思想层面上的某些既有思想观念和条条框框都可以纠偏与突破，更不用说在具体思想和实践领域了，这就大大释放了整个社会的活力，也释放了文学理论研究中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活力，从而为学术争鸣的出场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和精神氛围。学术争鸣的出场使得一个又一个学术理论问题得以聚焦，受到关注，甚至成为热点话题，致使问题意识的觉醒和强化落到实处，转化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具体话语行为。回顾新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的演进历程即不难发现，几乎所有较为重要的理论问题的研讨都伴随着学术争鸣。从新时期之初整个社会拨乱反正时期写真实问题、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以及文学与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反映论、文学方法论、文学主体性、文学形式论、文学审美论等问题的讨论，再到90年代至今围绕文学生产论、文学价值论、文学本体论、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网络文学等的讨论，特别是围绕文艺本质问题先后依次展开的三次讨论，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围绕文艺与上层建筑关系问题的讨论，其后展开的文艺与意识研究关系问题的讨论，以及近十多年来关于文艺是否为意识形态、是否为审美意识形态的讨论，都是在学术争鸣中展开的。新时期不同阶段的学术争鸣体现了不同的历史境遇，凸显出了不同阶段文艺理论界当下性的特殊问题意识，也推动着新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一步步走向进取和多样、丰厚和深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