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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时期文学理论观念演进的共时结构 从上述历时角度的简略分析中已不难看出，新时期文学观念是极其丰富多样的。那么，从共时态的角度来看，这些丰富多样的文学观念又是如何共生，如何结合为一个整体性存在的呢？这便涉及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共时结构组合问题。就观念自身的关系组合来看，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发展包含三个有机相连的部分：一是对文学基本性质的认识，包括文学的本质、特性、社会功能等；二是对文学活动系统各个构成部分、环节和重要理论关系与问题的认识；三是对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学科自身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反思，以及由此而来的学科建设意识的自觉。三个部分以对文学基本性质的认识为主体和思想轴心，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共同组成了新时期文学观念创新一体两翼的整体结构组合。 对文学基本性质的研讨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最初是从文学在总体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界定其社会本质和功能的，这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文学作为矗立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或“观念的上层建筑”。20世纪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之后，中国左翼文学界最先接受的也是这种观念。20世纪30年代之后，前苏联学界在反对庸俗文艺社会学对文学意识形态性特别是其阶级性的机械理解的时候，又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理论特别是列宁的哲学反映论为基础，将文学界定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并将文学的基本理论关系和问题规定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从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们开始转变自己的方法论立场，把生活的一般规律性及其在艺术家社会意识中的反映提到首位。与此同时，则开始尽量少谈艺术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和表现于其中的艺术家的社会观点。至四五十年代，‘艺术是反映现实的形式’的观点，也就是艺术的认识本性说成为原苏联文艺理论和美学界的主导学说，并给予中国文艺学和美学界以决定性影响。”⑦文学反映论强调文学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作用，同时又以形象性解说文学的特征，因而一般被概括为形象认识说，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理论教科书都是以形象认识说为核心建构体系的。文学意识形态论和文学反映论这两种文学本质论，在基本内涵上互有交叉和包容，又在具体理论内容上稍有差异，在中国两种提法其实一直共存并行。虽然由于受原苏联影响，文学理论界当时更多使用文学反映论的提法，而在内涵界定上却并没有对两种提法作非此即彼的取舍，蔡仪先生主编的《文学概论》以“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意识形态”的提法而将两种提法合而为一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前苏联和我国，文学意识形态论曾流入一味贴阶级、政治标签的庸俗文艺社会学，文学反映论则陷于片面强调认识而忽视文艺能动社会作用和文学审美特性的机械反映论，对文学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和伤害。新时期开始之后，随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的讨论和争鸣以及对“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确认和对中外非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再认识再评价，以往流行的文学本质观对文学的解释受到重新检视，其实践效果也开始受到质疑、反思直至批判。于是，我们看到，作为对机械反映论的反思和超越，而有了能动反映论、审美反映论的理论思考和建构；作为对庸俗文艺社会学的反思和超越，而有了文学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与审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的讨论和争鸣，有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形式”等新的理论提法和表述。概括而言，以审美论对传统文学本质观加以补充和拓展，以审美反映论取代文学反映论、以审美意识形态论取代文学意识形态论，是80年代中期之后文学本质论研究的主流观点。这些新的理论观念的产生，与经历了长期极左思潮的蹂躏之后文学由从属于政治向自身的回归，即“回到文学本身”的追求与趋向是一致的。相对于以往而言，这是在文学本质论这一文学观念的核心层面上实现的文学范式革命，至今为止，中国文学理论总体上还处于这一基本观念和理论范式的统摄之下。与文学本质论的研究密切相关，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主体论、文学形式论、文学价值论、文学生产论、文学本体论等的理论研讨和建构，也都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上对文学的社会属性、社会功能和存在特性作出了理论上的深入开掘，提出的大量新观点、新方法都是此前的文学研究中少见或未曾见到的，其理论创新意义显而易见。 对文学基本性质的反思和建构，是新时期文学观念演进的主体与核心部分，其对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整体演进格局和方向也起到了主要的、主导性的推进和带动作用。随着基本文学性质认识上的改观，对文学活动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和重要文学问题的研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一时期，对文学活动系统中三大构成板块——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的认识与此前相比均有了很大不同。文学创作论中，以弗洛伊德的本能欲望升华说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和以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说为主要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可谓众所周知；文学作品论中，以往教科书写作中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被现象学文论的层次分析方法以及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的文本观所补充或者改写；文学接受论中，传统的欣赏加批评的内容安排被来自西方解释学文论、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的诸多观念和提法重新整合与扩展。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在文学活动构成要素的认识上，学界几乎普遍重视艾布拉姆斯以文本为中心的作品、世界、作者、读者四构成要素说，受此启发重新思考文学构成要素以及不同要素的组合所构成的文学关系和理论问题，并且亦如同西方文论发展一样，大致经历了由注重文本与世界和读者的关系逐渐转向注重文本自身以及读者方面。在将西方现当代文论中有价值和启示意义的各种观点和方法引人文学活动系统的认识和阐发的同时，文论界也开始从新的视野审视中国传统文论资源。比如，古代的文学“怨愤”论、“不平则鸣”说以及“童心”说等重新受到重视，传统“言象意”关系理论之于文学作品论的意义以及刘勰文学“知音”论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论中丰富的文学接受思想受到重新估量、重新阐发，如此等等。在打通并综合中西古今文学活动论研究的基础上，新时期以来，学界在文学创作、文学文本、文学意象、文学象征、文学形式、文学语言、文学修辞、文学叙事、文学接受等方面，均取得了众多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在文学活动系统的观念世界里滋长出一片片生意盎然的茂密丛林。 与文学活动系统中的观念更新与发展相呼应，学科建设意识的自觉和学科理论性质的反思也充分显示出新时期文学观念创新的冲动与活力。新时期学科建设意识的自觉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美学和文论研究的“方法论热”。建国以来，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论研究一直存在重观念轻方法、以观念代替方法的缺陷。进入新时期之后，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在崇尚科学因而必须讲究方法的历史语境下，在人文学科陡然获得松动之后开始努力谋求新空间与新思维向度之时，美学和文论研究界充满填补方法论缺失的渴望和冲动，人们试图通过各种科学方法的引入与借鉴，寻找美学和文论转型的契机，并进而在科学方法论中，获得思想创新的可能性。来自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诸多理论和方法的移植、运用和借鉴，一方面造成了美学文艺学研究中新名词、新概念的“术语大爆炸”，从理论语汇和外观上改变着人们对于美学和文论研究的印象，另一方面这些新名词、新概念携带其原生学科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意气风发地突入美学文艺学研究，对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和学科形态的多样性拓展以及学术思想和价值理想的多维度生成发挥了推动作用。可以说，新时期以来心理学美学、系统论美学、控制论美学、模糊美学、技术美学以及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文化学、文艺传播学、文艺经济学、文艺美学等新兴学科和研究领域的拓展，无不与方法论热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20世纪后期以来，对文论研究学科建设的思考与学科性质的反思在三个方面的讨论和争鸣中得以延续和深化。其一，是关于文艺学研究范式的讨论。受西方当代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基于对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现状的判断，金元浦等学者提出中国当代文论应该实现由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范式的转换。而多数学者并不同意这个提法，认为虽然当代社会的文化生活中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有所模糊，但文化研究还是不能代替文学研究，文论研究应该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学对象，而不应该是泛化的文化现象。也有的学者认为文论研究范式的转换需要哲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撑，我们今天的文论研究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文化研究的方法还不能取而代之，因此也就谈不上范式的转换问题。其二是新世纪初期由“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引发的当代文论研究要不要扩容问题的讨论。同样是基于当代文学、艺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泛化现实，陶东风等学者提出当代文论研究应该从以往本质主义、精英主义的文学观念中走出来，扩展理论研究的边界，将类文学、艺术的文化现实纳入研究对象之中。应该说，在对当代文学现实的认知和文论研究语境的体认、研判上，文论研究的扩容要求有其现实针对性与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把这一问题的讨论与文论研究应不应该走出本质主义思路联系起来，就使得问题更显复杂，学界的认识差别也就更难统一。本质主义文论研究思路容易将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化约为抽象的理论教条，对文学研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将丰富的对象抽象化、简约化正是理论研究的本分，也是人类更好地把握世界的客观需要。中外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本质的抽象论说，构成了人类认识文学世界的重要思想历程，从不同的方面和层次上丰富、深化了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这种文学认知思路是不应该轻易摒弃的。其三，是在整体发展思路上对中国文论学科发展、观念创新的探讨。学科建设和观念的发展，如同人类思想领域的一切创新一样，都是以此前的思想资源为前提的，这就有一个如何处理新的发展和创新与先前理论资源的关系问题，同时又都必须适应和满足当下实践的需要，因而又有一个理论与当代实践的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无不关联着理论的整体发展和未来。这方面的思考和探讨体现出理论和观念的时代特性、价值理想，因而比起在具体学科领域和具体理论问题上的思考和研讨更加重要，更加不可缺少。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历史性、人文性等问题的研讨，以及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西方文论本土化、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等的提法，均超出了一般学科建设中关于学科对象、逻辑起点、问题框架、研究方法等的思考范围，从中国文论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主体性以及精神气质和文学经验上的民族性的双重高度，将新时期文学理论和观念创新的追求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同时也更加显示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观念创新包容、阔大的风貌与气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