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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期文学理论观念的历时进程 就历时进程来看，新时期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依次接续、辨证推进的阶段：从“文革”后的1978年到80年代初期是新时期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其第二个阶段；从90年代后期以来，则是其第三个阶段。由于具体社会语境的不断变化，新时期文学理论和批评在每一个新的阶段都遭遇新的问题，同时又都在应对和解决新问题中走向观念的创新和理论上的新发展。三个阶段文学观念的建构，在历史发展的经线上串联起来，前后相续，环环相扣，经历了由新时期之初的一元垄断至八九十年代的多元分化、再到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文学观念指导下走向综合创新的辨证历程。 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对先前时期文学理论和观念的批判、反思阶段，同时也是新理论新观念创生的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拨乱反正，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先是对长期极左政治背景下形成的一些错误文学观念进行了理论批判与思想清算，进而借助于历史反思将被极左思潮严重颠倒、弄乱了的一些理论观念再颠倒与反正过来。当时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讨论中对长期以来“文学从属于政治”提法和做法的纠偏，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对文学“写真实”的再肯定及“写真实”与“写本质”关系的争论、对“两结合”创作方法和典型问题的再研讨，文学与异化、人性和人道主义关系问题的热烈争鸣中对“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肯定、再阐发，都属于这一方面的工作。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新的理论形态和新的文学观念也开始萌动，这主要表现在：随着西方现代派文学和艺术的引进，文艺形式问题开始受到重新审视和重视；占主导地位的反映论文学观开始受到质疑或理论上的补充，文学的认识本性之外，又产生了情感本质论、审美本质论，与此同时，文学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相继展开讨论与争鸣；随着美学热的再度兴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问题引起讨论，在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实践论的观点异军突起；在理论研究形态上，先是文艺心理学，而后是文艺社会学、比较文学等依次登场，开始打破以往哲学思辨范式一统文论研究的格局；如此等等。至于局部性观念的变动就更多了，比如现代派文学和艺术的引进、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的传播，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文学创作论以及文学与异化、人性关系的讨论等，都发生了极为显明的影响。 新时期文学理论第二阶段的开启以1984年“方法论热”的形成为标志，自此之后的数年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几乎进入一个难得的“黄金时代”。当时，伴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新术语、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新批评纷纷涌现，合力推动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走向观念创新、多元探索的新境界，并积淀下诸多创新性理论成果。多元探索意味着多元分化与多元共存。这一时期在基本文学观念上的变化有六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方法论热”在突破以往研究方法上的单一和局限的同时，也在学术视野和思维心态的扩展与改变上起到了解放性作用，从而推动了观念创新意识的觉醒；二是紧接“方法论热”之后以刘再复“文学主体性”理论为代表、与传统相比具有一定异质性的理论观念对传统文学观和理论研究格局的极大冲击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在当时引发激烈的回应和争鸣；三是80年代中期文学审美属性和价值的确立，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直信守的文学反映论、文学意识形态论在这一时期被发展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尤其是审美意识形态论成为当时具有相当共识性的主流观点和提法，钱中文、王元骧、童庆炳等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者；四是在张扬文学审美属性和价值的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之外，文学象征论、文学生产论、文学价值论、形式本体论、人类学本体论等新的理论观点和学说也竞相登场，文学的本质、属性、价值和功能获得了多侧面、多向度的认识和发掘；五是从1988年开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界围绕董学文率先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建设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③，这场延续多年的讨论和争鸣事实上是在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目标诉求之下，提出了如何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容的问题，这对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观念起到了推进作用；六是在经历了80年代末期政治风向的变化和奔涌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后，面对文学日益世俗化、通俗化甚至鄙俗化的境况，文学理论和批评于1993年开始以一场持续数年的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将文学与人文精神的时代危机提到国人尤其是文学界面前。随着这场讨论的深入，文学理论界又在1995年之后围绕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论展开了文学与新理性精神问题的争鸣。④人文精神讨论由上海的王晓明等学者发起，而新理性精神争鸣围绕北京的钱中文先生的论述展开，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深度触动并有力激发了对于文学的价值指向和人文关怀的理论聚焦，进一步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内涵和文学社会精神价值与功能的再思考。如果说80年代中后期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主导倾向是回到文学本身，是寻求文学的自律，是文学观念上的“向内转”，那么，人文精神的讨论和新理性精神的争鸣则是回到文学与社会、人生的现世关联和价值关怀，是文学观念上的“向外转”，这就使先前一个时期一味追求的文学审美自律性调适到文学审美自律与社会他律的统一上来。 从90年代后期至今，新时期文学理论进入第三个阶段，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走向中国文学理论综合创新的阶段。中国新时期开启之后，经过第一阶段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第二阶段政治领域里的体制变革和市场经济的大发展，至90代后期以来，综合国力得到极大发展，同时国家的发展也不再完全沿着自主、自控的轨道前行，而是深深卷入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之中，此时，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所面对的时代问题与先前两个阶段相比均已大不相同，这不能不深深影响到文学理论和批评观念的发展。在急剧全球化和国家快速发展的语境之下，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在整体态势与观念趋向上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经历了前两个阶段西方文学和批评理论观念的巨量引进以及自身文学理论和批评观念的多样性以至多元化发展之后，主流文学理论界越来越把综合创新作为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自觉选择和追求。自80年代前期开始，一些学者如吴元迈、刘宁、钱中文等就介绍了前苏联和欧洲文论界关于开展文学综合研究的一些理论主张和具体做法，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如刘再复等也在加强宏观研究的名义下发出了开展综合研究的呼吁，认为文学综合研究已提上议事日程。不过，当时一般论者大多还是将综合研究作为众多新兴研究方法的一种来看待的。1989年，狄其骢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率先从文艺理论研究的整体态势和格局上提出了“面向新的综合”的主张，认为新时期文艺理论在经历了分化、多元的发展之后，关键已不在量的增多和翻新，而在质的提高和落实，也就是说，不在分化而在综合，分化的深入需要综合，综合是分化的深入，新时期文艺理论“正面临着一种新的综合的趋势”⑤。狄其骢先生之外，钱中文、王元骧、陆贵山等文论界领军人物均为文学理论综合创新的大力倡导者与践行者，王元骧先生还直接将自己的一部代表性文论选集名之为《走向综合创造之路》，可见，进入第三个阶段之后，综合创新的思路和主张的确已经成为主流文论界的理论共识和追求目标。近20多年来的许多理论成果，应该说都是这种共识和追求的产物，其创新思路和理论品格大多可以于“综合”二字中获得解释。 其次，与文学理论综合创新的主张和追求相联系，新时期第三阶段的学术界对于中、外文化和文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全球化的加剧使文化和文论建设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更加突出，80年代那种睁大眼睛看西方，唯欧美的新理论、新学说、新观点、新方法马首是瞻的做法得以改观。在民族本位日趋自觉的背景之下，先是有的学者通过近百年来的文化和文论反思，得出中国文论界患上了“文论失语症”的沉痛论断，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文论都是借用了他人的话语，已经不会说自己的话了，因此之故需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⑥随后，在50年代即已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主张之外，学界又提出了西方文论的本土化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或转化两大宏观性理论建设主张。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西方文论本土化、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被学界简称为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三化”工程，其实正是中国文学理论综合创新在不同理论领域和向度上的具体延伸。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侧重强调的是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论，并创造性地发展融汇着中国经验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本土化侧重强调的是中外文论的有机融通，强调对外来文论基于中国需要、中国立场、中国发展的自主选择、批判扬弃与合理取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强调的重点则在于将自身传统的继承与新的时代创造贯通起来，吸取中国传统文论的精华，结合当代的文学实际和审美需求，将古代优秀文论加以创造性转化，在古与今的对话中，用当代的现实去激活传统的精华，又用传统的精华来丰富当代的创造，在这样的激活与创造中使中华文化精神、中华美学精神得以传承，并获得现实的生命活力。不难看出，“三化”工程都是强调在不同文学理论与实践话语的交流、对话与碰撞、融通中走向文学理论与观念的辨证综合，但这种辨证综合有一个共同的落脚点，就是中国当代文论和观念的发展与创新。中国性、当代性的凸显，标示着古今特别是中外文论关系格局的新变化，民族本位立场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自觉站位，中国特色的追求也成为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学者身份认同的重要理论表征。 再次，伴随着大众性、消费性文化的急剧膨胀性发展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滋生与蔓延，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传统的思辨型哲学美学研究受到强大冲击甚至质疑，文学审美研究转向泛审美文化现象的研究。这一时期，像80年中前期关于美和美感的本质与根源之类问题的探讨以及反映论美学与实践论美学的论争以及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前期的生命美学、超越美学等，都不再吸引学者们的注意力，代之而起的是审美文化特别是大众审美文化的研究渐成风潮，成为美学研究的热门，也成为文学理论研究不可忽视和回避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也日渐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这种关注主要体现于新世纪以来两个理论讨论和争鸣之中：一是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讨论和争鸣。当代日常生活中审美化现象的蔓延打破了审美与非审美、文艺与非文艺的界限，于是一些学者如王德胜、陶东风等人便敏锐地提出了美学、文学研究的内容要不要扩容，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应不应该进入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视野之中成为研究对象的问题。尽管在这一讨论中学界存在很不相同的观点，但这个讨论对于推动中国当代美学、文艺学走出精英主义的纯艺术研究立场和思路，并由玄学思辨转向关注审美文化的现实发展与语境起到了推进作用。二是围绕文学是否为审美意识形态问题展开的讨论和争鸣。如前所述，在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主流学界形成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本质观和理论命题。新世纪以来，这种文学本质观和理论命题遭遇到以董学文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质疑和批评，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只能说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形式，或者说是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式，而不能说是审美意识形态，甚至不能说是意识形态。这场争论历时十余年，至今尚未完全停息，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要学者大多都参与其中，就其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众、取得成果之丰而言，堪称新时期文学理论论争的一个典型事件。文学本质是文学观念的核心，也是体系化文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前提，因此这场论争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论争将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第一阶段已经展开的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讨论提升至一个新的境界，也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反思与前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局和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