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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由来 再说即使我国经济是全球化的“最大获利者”，文化领域的利弊得失且有待辨析。况且外国文论发展至今，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对我国这样亟待增强民族自信心、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国家却未必完全适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仅仅是文化思想领域的一种狂欢景象，并不意味着平等。并且，这种“狂欢”还很容易让人麻痹，让人误以为这个世界真的已经自由甚至于大同了。这种可能的麻痹对谁是最有利的呢？当然是跨国资本。虽然，后现代主义留下的“大破”状态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范畴，但因其怀疑和解构却明显地有着虚无主义的倾向，从而已然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在客观上造就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多元发散的态势。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这使得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虚无状态不仅局限于形而上学范畴，并且客观上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的“去民族化”态势。而所谓的“民族性”惟有在“世界性”中才能实现或显达的说法固不失为是一种善意的解说，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结果却非常令人怀疑和忧心。换言之，民族与世界是树木与森林、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是不同树木、各个局部的利益诉求实实在在。我们的两难选择也在于此。与此同时，世界文学市场已然形成，资本对文学的主导地位也早已露出端倪。因此，具有鲜明世界主义倾向的村上战胜大江、阿特伍德战胜门罗、郭敬明战胜莫言在市场的天平上毫无悬念。 此外，所谓的“世界文学”本质上不外乎欧美文学或极少数为欧美所认可的亚非拉作家作品。而我们，甚至不清楚周边国家文坛都有些什么，何谈“世界文学”？当然，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实际的存在是另一回事，老挝有文学，柬埔寨有文学，缅甸也有文学，但世界市场和时流风尚有所偏侧，古来如此。故此，我认为文学其实也很势利。当然，我并不反对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但多样性和丰富性不应成为离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要守护民族基因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这是抵抗资本逻辑和全球一体化的重要方式。问题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如果以后殖民主义为例，不难看到，他固然蕴含着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立场，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是针对东西方二元思维的一种解构。再以生态批评为例来看，更可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当然，生态批评确实对于生态保护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但是，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或后人道主义就未必具有普遍效应了：因为第三世界离温饱与和平还很遥远!加西亚·马尔克斯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曾如此谴责世界的不公：当欧洲人正在为一只鸟或一棵树的命运如丧考妣的时候，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十年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因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十二万，这等于乌默奥全城的居民一夜之间全部蒸发。应该说，马尔克斯的观点至今没有过时。想想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吧! 淡化或消解民族界线的世界主义固然美好，却是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马克思主义不相信脱离实际的理论。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明确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5)他同时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和冲突在工人阶级头脑中的反映，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物质经济根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16)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产生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的基础之上，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是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不是日常生活中、一般意义上的你好我好大家好，或者“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简而言之，世界观、历史观使然，马克思主义的大同观是建立在全球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 当然，即使极端的解构主义和无限延宕、无限互文等，其在思辨层面上也是有效的，并非一无是处。关键在于接受的尺度。如果将某些当代西方理论当作至尊法宝，而无视曾经和正在推动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中华传统(二者并不对立，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已然化入实事求是的古训；反之，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正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偏狭和偏颇、自说和自话就在所难免，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本体阐释”也便成了问题，而且短时间内难以解决。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纯而又纯”，那么它充其量只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冤大头，或者一厢情愿的画蛇添足吧？盖因外国文学研究终究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拿来。舍此便是本末倒置。有人会说如上观点是“不合时宜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然美国跟你讲世界主义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