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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主义 西方文论“大破”之后远未大立。尽管它正在“转向”，但本质上依然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甲方唱罢乙登场。然而，关键是必须看到，多数西方学者、教授仍孜孜汲汲于文学经典和“本体阐释”。他们并非不了解形形色色的当代文论，却大都采取有用取之，无用弃之的新老实用主义态度。这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对文学经典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文学及文论的译介和研究本该为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研究范式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养分，而不是来者不拒，甚至引发肠胃功能紊乱的盲目吞噬。且不说大多数西方学者一直孜孜于经典研究，一些曾经的后文学、后理论“新贵”也早已转向。譬如文学伦理学的崛起，分析实证主义的回潮，生态批评与后人道主义的合流，认知美学的发展，等等，都是这种转向的佐证。以英美批评界为例，2012年至今，伊格尔顿④接连发表了试图重构文学理论的《文学事件》(2012)、《如何阅读文学》(2013)及《文化与上帝之死》(2014)等重要著述。它们是伊格尔顿回归于文学本体和“作家—作品—读者”之“神圣三位一体”的一次“寻根之旅”，也是他在“后信仰时代”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和社会责任有益尝试。⑤同样，帕特里希亚·沃等人也已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牛津导引》等相关著述中，对“后文学”、“后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将“理论之后”或“后理论之后”的文学批评归结为八大类或八大趋势，其中前四类为：(一)运用现有理论进行文学阐释；(二)关注作家写作，关注文学责任；(三)重视心理学、精神分析和创伤理论；(四)反思理论。后四类为：(一)继续对抗经典，如后殖民研究及身体、空间、流散、幽灵等方面的研究；(二)环境主义和生态批评；(三)认知美学，如认知修辞、认知叙事学和新老诗学、接受美学等；(四)后文学文化批评。⑥尽管概括未必全面，但这里所昭示的已然是个大杂烩，它们至少不是清一色的“后主义”，而是既有“前”，也有“后”，并看多面。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概括，援引这样的概括也无意于否定复杂而多维的后现代理论，但问题是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跟风和偏食，以至于从“失语”走向了失思。正因此，连世界主义这样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抽象话题也死灰复燃、成了话题。 世界主义由来已久，且从来内涵模糊、外延不清。它几乎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先秦和古希腊时代。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⑦(《礼记·礼运篇》)同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过类似的怀想，他将理想国描绘得美轮美奂，并将国民划分为三个等级，即哲学家等级、勇士等级和大众等级；至于诗人缘何必须被逐，则是另一个话题。在他看来，大众受欲望驱使、按欲望行事，他们是体力劳动者，即工匠、商人和农民。勇士作为二等公民靠勇气生活，是国家的卫士。作为最高等级的哲学家则用智慧治理国家；一旦由智者掌握权力，那么动乱就无处栖身，天下也就太平了。这是文人的一厢情愿，美虽美矣，然非现实，及至两千多年以后的当今世界一仍其旧。 尽管孔子的大同社会和柏拉图的理想国都有明确的等级区分，却或可算作世界主义的雏形。而第欧根尼则是第一个用行为艺术践行了世界主义的“犬儒主义者”。他以世界公民自诩，并像印度托钵僧或浮浪者那样四处漂流，同时竭力宣扬友爱；这友爱不仅指向人类，而且兼及动物。 与此同时，世界在倾轧和反倾轧中飘摇、燃烧，再飘摇、再燃烧，没完没了。老子所谓的“大国者下流”(《道德经》)也完全是一厢情愿。一晃飘过许多时光，直至“现代宗教”在自然宗教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化生为形式相左、本质一致的精神慰藉(马克思则称之为鸦片)。在西方，《米兰赦令》颁布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但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坍塌，基督教迅速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方面，纯爱主义、博爱主义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宗教迫害愈演愈烈。前者表现为放弃一切世俗欲念的纯而又纯的“精神之爱”(类似于佛家的四大皆空)、“普世之爱”(这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而后者除了十字军东征，还有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⑧ 如果将世界主义这个模糊而又宏大的概念缩小至可喻的范畴，那么首先它与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一脉相承；其次它业已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残酷的现实，即去民族化的“国际化”趋势；再次它的消费主义取向违背了文学经典的伟大传统。而与之相伴而生的“世界文学”，更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理想主义说法。正是在“大同”、“博爱”等世界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世界文学”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由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歌德最先提出，歌德在浏览了《好逑传》等东方文学作品和亲历了欧洲文学的“相互作用”之后，于1827年首次宣告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并断言“民族文学”不再重要。⑨此后，英国学者波斯奈特在《世界文学》一文中将人类受相似的社会发展过程所产生的文学规律泛化为“世界文学”，认为“这种过程可以在希伯来和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文学中观察到”。⑩同时，丹麦人勃兰兑特从文学的翻译、流播看到了“世界文学”，“马洛、柯尔律治或雨果、左拉、易卜生等众多作家均不仅属于自己的国家”。(11)泰戈尔则认为伟大的文学没有国界，而“世界文学”乃是具有世界意识的作家合力构建的。“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目标：摆脱肤浅狭隘，在世界文学中探求普遍的人性”。(12)同样，郑振铎先生视文学为人类精神与情感的反映，而人性具有共通性，因此人类的文学也具有一致性，即“统一观”。(13)但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认知是建立在对资本从地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批判性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它是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世界(包括物质和精神形态)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的建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4)这也是事实。但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提是资本对民族性的消解；而且在这个“世界文学”格局中，各民族和地方文学的地位并不平等。问题是，许多学者有意无意地忽视马克思恩格斯言说“世界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和辩证方法，从而错误地将其归入文学“世界主义”或“世界文学”的倡导者行列。 如此，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被许多学者视为人类情感“共舞”和精神“狂欢”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有少数人对此持审慎态度，甚至提醒共存和交流的背后正出现前所未有的文化单一性。持后一种观点的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括詹姆逊、伊格尔顿、佛克马，以及一些比较文学研究家和东方文学翻译家如阿普特、韦努蒂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