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近年来，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学术生态有所好转。在外国文学领域，对西方文论的反思正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这既是我国话语体系建构的需要，也是学术理性和思想成熟的表现。但惯性使然，长期形成的“西化”倾向和某些问学方式的改观当非一日之工，碎片化、虚无化的现象依然存在。至于西方文论本身，其在“大破”之后也远未找到“大立”之方。所谓的世界主义，则大抵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有待好好分析。而多数西方学者、教授仍潜心于文学经典和“本体阐释”。他们并非不了解形形色色的当代文论，却大都采取有用取之，无用弃之的新老实用主义态度。 关 键 词：碎片化/虚无化/世界主义/文学伦理/本体阐释 作者简介：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聂珍钊教授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认为，30多年来，大量西方文论的译介和引入固然推动了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但同时表现出了伦理缺场的特征。他总结出主导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三大类批评范式：一是强调形式价值的形式主义批评，如20世纪在我国大行其道的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批评；二是注重分析具体社会关系和环境中如何表现主体和受制于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的文化批评，并在上世纪末我国学苑成为主要批评方法之一；三是从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尽管上述批评范式针对文学时也兼及文学与政治、道德、性别、种族等关系的研究，展开对当代社会文化的“道德评价”或批判，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各自批评的基础如形式、文化、性别或环境的原点上。①聂教授从这一概括出发，对文学伦理学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既见森林又见树木的探究，藉以纠正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外国文学批评的偏颇。 无独有偶，在前不久发表的《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和《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等著述中，张江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认为“20世纪的西方文艺理论，与此前的古典文论和近代文论相比，尤其是在学科独特性的探求和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方面，极大地推进了文艺理论自身的发展。但必须认识到，当代西方文论提供给我们的绝不是一套完美无缺的真理，而仅仅是一条摸索、尝试的轨迹记录，有诸多缺憾和局限。例如，脱离文学实践、偏执与极端、僵化与教条，等等”。他并且认为，“强制阐释”四个字足以概括这些乱象，而解决这些乱象的方式是走向(或回到？)“本体阐释”。② 诸如此类有高度、接地气的批评话语令人感佩；但正所谓“集腋成裘”，要医治目前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乃至人文学术的某些疑难杂症，还有很多路要走。在此，我不妨旧话重提，对依然影响我国学术，尤其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有关问题略呈管见。 一、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伊始，西方现代文学及文论中的批判性和颠覆性要素受到追捧，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追捧者被引向了另一个极端：所谓客观主义的“零度”。“零度”说源于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1953)，③是现代西方形式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与“元文学”论一脉相承，对文学及文论价值的自我放逐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说20世纪初索绪尔和弗洛伊德等先后从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等领域掀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心理学序幕，使众多结构主义本体论、无意识和形式主义观念应声而至。其中的重要流派有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等。而《写作的零度》正是在“符号学革命”中发现了“形式”的革命性功用，并借此彻底否定了传统的内容决定论。我国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大抵是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囫囵吞枣地攫取了“零度”概念，拥抱了形式主义、个人主义，殊不知“零度”也是一种态度，即对价值理性的漠视。而这种漠视至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价值取向，本身即意味着背叛历史、放逐良知、唾弃崇高。 一如去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是“戏说”、“大话”，还是“零度写作”或“元文学”理论，基本上都是对社会责任的规避，及至对道义、崇高、庄严的嘲弄。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戏说”和“大话”用一种非常乖谬与夸张的方式调侃历史与生活，竭尽装疯卖傻、插科打诨之能事，也即“无厘头”癫狂，其实是以故作幼稚的方法来迎合粗鄙与低俗，以玩世不恭甚至于莫名其妙的方式来做所谓的戏剧化表演，从而使得一切庄严与崇高在傻笑之中坍塌。由此，优秀的文学经典和文学传统被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方法也被解构。应该说，这不只是对于我国近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在影视戏剧作品中也都十分“红火”，甚至受到某些媒体与评论家的追捧。 “元文学”概念与“元历史主义”(或新历史主义)殊途同归，化生出形形色色的“冰夫人”。众所周知，“元历史主义”由美国学者海登·怀特率先提出。稍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有关著述中使用了新历史主义概念，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一种文学，与所谓的真实(历史事件)毫无关系。他因此直接借用解构主义思想，认为历史和文学一样，在阐释中不断发现不确定性，从而模糊甚至消解了历史或文学与其土壤——真实的关系。“元文学”思想在我国最近一个时期的表现主要集中在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手道”式造作。一些理论家和文艺工作者无视丰饶的生活，一味地面书虚构或钻进不入流的古籍，挖空心思地搞穿越、兴鬼怪。 以上种种，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归咎于国际影响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浮现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与之相辅相成的矫揉造作。传统价值如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等，正是在这种不负责任的玄想和调笑中坍塌、消解的，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思想则顺理成章地进入并迅速覆盖中华大地。 然而，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可然律和必然律”说都蕴含着社会责任、文学伦理和本体指向。文艺复兴运动伊始，但丁在《神曲》中写到了三只猛兽：豹、狮和狼。它们分别象征人的欲望、傲慢和贪婪，但归根结底是个人主义。未几，施米特在反思西方现代性时断言，从一开始那就是一个“世俗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它正在夸张地将伊拉斯谟所说的那个“唯一重要的东西”(欲望)推向极致：表面上一切都井井有条、合情合理，就连幽默、调笑、嬉闹和面壁虚设、自我狂欢也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遣散了庄严，驱逐了崇高，没有了敬畏，解放了欲望，等待人类的便果真是“娱乐至死”？ 但是，反观东西方经典，又有哪一部不是既载大道又显个性的呢？而大量当代西方文论其实并不一定针对文学，它们有时玩“空手道”，满足于纯思辨；有时玩“点穴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肯定误读和过度阐释的有效性。于是，不确定说和绝对的相对论化生出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思潮。这就牵涉到“全球化”(或谓跨国资本主义化)时代的伪多元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