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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理论”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排斥文学之势，它与文学到底处于何种关系?“后理论”的反思中出现了一个相反的思路，它非常有意思。大卫·辛普森(Simpson)在总结后现代理论时发现，“理论”不但不是文学的对头，而且，正是由于靠了文学，才具有了后现代的面目与力量，用他的术语来说，文学“统治”了后现代学术。他指出，后现代学者，即“激进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科学史家甚至某些科学家准备采用传统的文学批评词汇，他们认为这对完成他们描述世界的任务是合适的”(2)。除了这一点，文学的统治还表现在这些理论家大量使用文学性的写作方法创作他们的学术著作，例如自传式写作，讲故事，对奇闻轶事的大量描述，甚至写小说(我们都知道艾柯的理论性小说《玫瑰的名字》)。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在其社会政治导向最严重的后现代学术时期，不仅并没有疏离文学，而且反过来被文学所控制，虽然这是以一种奇怪的、人们过去所不熟悉的方式来控制。乔纳森·卡勒(Culler)对此也深有同感，他指出，“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一个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的各种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的”(4)。他感兴趣的是这一结论引起的另一个推测：文学有没有理论的功能?如果有，文学与理论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以使它的这种理论功能成为可能?关于前一个问题，卡勒抓住身份政治理论的主要问题“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加以思考?”他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的提法和答案都过于简化，忽略了复杂性和差异，而伟大的文学作品，如《哈姆雷特》、《安提戈涅》所给出的回应，其意蕴丰富复杂又令人信服，远远超出了理论所能提供的答案。那么，文学与理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他认为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发问：“如果理论，就其从属于一般思想而言，是文学的剥离物，那会怎么样呢?”(38)。为此，卡勒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理论之后应该是文学，文学才是“理论”的出路和后理论的方向。但是这个出路与卡宁汉及拉巴泰的出路(也是文学)全然不同，它不是排除了理论的文学，而是承担了理论功能的文学。不过，如何在理论学术领域操作这种文学，卡勒还没有涉及，他所做的仅止于指出传统的文学作品中所探讨的理论性问题，要比理论界自身的探讨深入得多，这对于思考理论与文学的关系是意味深长的。 无疑，辛普森和卡勒看到了与众不同的文学景象，在这种景象中，文学一直发生着广泛的掌控，理论从未疏离和摆脱文学的这种掌控力。这种洞见源于他们“与众不同”(这儿打引号的意思是，这个“与众不同”是从很小的一个相对性范围说的，脱离这个范围，它其实也是从属于一个普通的范畴)的文学观念。他们把文学看作各种文学性的写作和构造方法(the literary)，即卡勒说的“文学的模式”，与此不同，卡宁汉、拉巴泰以及大多数学者把文学看作以小说诗歌为代表的一种文类(literature)。哪一种文学观念是对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追溯概念史，可以发现，这两个含义(文学的写作方式和几个特定文类)是“文学”同时具备的。以欧美为例，最先的literature包含了所有的写作，所以它同时具备“书写”和“文献”的意思。这个泛文学的观念从中世纪一直持续到近代。十八世纪，法国的阿贝·巴托对艺术进行了著名的分类，建立了纯艺术与实用艺术的二元框架，把音乐、绘画、诗歌、雕塑、舞蹈等五门归入纯艺术(beaux-arts)，这才有了对含义广泛的文学也进行相似分类的动作，有了纯文学(belles-lettres)的概念。与纯艺术的区分带来的后果——“艺术”一词只用于五种或后来的七种纯艺术——相同，包容广泛的“文学”也成了小说、诗歌、戏剧等纯文学的称呼。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也同时具有“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元素或原因”的含义，也就是卡勒所称的“文学的模式”的含义。使小说、诗歌成其为小说、诗歌的是，比如，想象、虚构、隐喻、情节性、叙事性、韵律、节奏以及以此为特征的写作等等，这些也同时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文类的意义主导了“文学”的用法，主要是由于现代性划界的理念的强大影响：事物必须在知性、理性、审美三大领域及其分支中确认归属，比如当我们使用“文学”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它不是科学，不是哲学，也不是其他艺术——它得让渡众多领域，才能合法占有自己的领域。落实在文类上是最直观的：诗歌之所以是诗歌，就因为它不是科学，不是哲学，不是各种实用文类。可是悲剧的是，就文类而言，纯文学(诗歌、小说、戏剧)已经或正在走向衰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它再也不会有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的辉煌了。而且它的文体形式也有些许可疑之处，例如必须宣称自己“纯属虚构”，是假的(德里达为此指责文学“有时会存在一种天真、一种无责任感或软弱无力”(7)，宣称他并不想成为文学家)。而另一种文学观念(或文学观念的另一半)的焦点是文学性、文学模式，它不会在几个特定文类中作茧自缚，它对任何文本中的文学性表现保持敏感。它发现的是文学正在到处高奏凯歌。 然而，即使在后现代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本中出现了对文学批评术语的大量引用，出现了很多文学性的写法，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据此确定后殖民主义、身份政治理论以及女权主义的研究没有偏离文学，都是文学研究呢?如果我们这么确定，那么这些理论中显而易见的社会政治主题(据此可以把它们归入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又如何解释呢?文学性写法的界限又在哪里?如果不能，那么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问题：所有这些理论都主要是在文学学者，特别是大学文学系中策划、推动，而推广到其外的，是什么使得文学学者觉得这些社会政治议题与文学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