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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被突出到前台，引出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这个时候出现了索绪尔。索绪尔彻底改变了人们关于语言的认知。此前人们把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的工具，它用来指及各种事物、事实及其真理，词、语句与可见世界具有对应关系。索绪尔指出，语言不是反映世界的镜子，它只是符号及其系统。shù这个发音与树的实物没有任何关系，人们用它来表达所看见的一株具体的乔本植物，而各种不同的乔本植物都用这个词来表示，这表明shù只是一个概念的符号。一个意义单位(符号)是由一个意义与一个指示意义的物质单位(可辨认的发音，也称能指)合一构成的，这意味着意义不能单独存在，那个物质单位是它之所以如此的必要部分，物质单位的改变将改变它自身，或使它不复存在。意义不取决于思想，而取决于用什么能指；更加要紧的是，意义的形成还依靠言语链、靠这些物质单位在另一个轴线——组合轴上的表现：它们的排列方式影响每一个具体单位的意义，词的语意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在它前后安排了什么词语。如果说马拉美和俄国形式主义已经从文学的质料入手发现了语言的类似性质，索绪尔则是从纯语言学的立场发现这些，更具有合法性，也将它的影响面扩展到几乎无限。人们固然可以按现代主义的逻辑寻找各门具体艺术的质料基础并界定其界限，例如把颜料作为绘画艺术的媒介质料和划界基础，但语言不同于颜料，它并不只是诗歌小说的质料，它也是其他任何语言表现的普遍媒介材质，它是人们的日常交流、哲学、各门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表现媒介和质料，这意味着对语言认知的根本变化会松动整个文化的根基。 在这种背景下，罗曼·雅各布逊(Jakobson)走出了理论疏离文学的关键一步。作为一个早期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在1960年的一次会议总结中站在了语言学一边，建议把诗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加以研究，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格局下才能最终说明诗的诗性。在他的语言论格局中，诗只是对语言六种交流功能之一的强调和突出，而任何言语都或多或少地包括了所有六种功能。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刻板地把诗当作只突出信文(message)的言语种类，其他功能在诗中也存在着；同理，任何进入交流的言语及其作品也都会有诗性。诗性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例如通过对能指的突出强化人们对它的印象，从而影响人们对符号所指的认同或拒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各布逊例举了政治选举的口号“I like Ike(我爱艾克)”，他把它作为诗的结构：I like／Ike，两节的诗。通过“爱的主体的一种同音双关形象‘I’被受爱戴的对象‘Ike’所涵盖”(357)，该口号的诗性功能加强了被选举人的印象和亲和力。在稍早的一项研究中，雅各布逊把索绪尔“句段”和“联想”的概念称为语言的两个关键层面，认为它们的区分构成了语言的基本原则，可以直通语言学的所有问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推进就是从“句段”和“联想”二元组生发的隐喻和换喻的两极。隐喻和换喻这两个诗学概念成为语言的基本运作轴线，它们运行在所有的言语活动中，并且依照不同的侧重点构成语言风格、话语类型、艺术门类，甚至精神病样式——相似性失语症和连续性失语症。雅各布逊建立了一个泛语言的平台，诗不再是这个平台上唯一或必然的焦点，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关注的是语言及其运作。 罗兰·巴尔特是以文学研究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但是索绪尔的符号学方法使他的关注点扩展到了所有表意系统上。如果语言媒介的文化系统是按符号学方法运作的，那么服饰、汽车、烹饪乃至照片、广告、自由式摔角，作为表意的文化系统，也必然要按符号表意的轨道走，必然通过意指的两个层面的往复操作产生出特定的表意效果。所以他的研究甚至超出了语言范畴，涵盖了所有的文化范围。巴尔特当然仍然关注文学，他研究福楼拜，马拉美，巴尔扎克以及歌德的作品，不过这些成了他著作中零星的部分，而且即使研究这些经典作家，他也是另有所图。比如《S／Z》，与其说是研究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不如说是阐发他的文本实践的思想，而《恋人絮语》则是直接对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续写，通过这种续写实践，他成功地用写作的概念取代了文学的概念——不存在一种既定的文学文体，文本是写出来的，好的文学是可续写的。总之，他的关注点是整个的语言实践、符号表意实践。与巴尔特同时、而且巴尔特也参与其中的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看起来像是一种研究文学的理论，其实与文学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怪异关系中。小说或史诗当然是叙事，但叙事学关心所有的叙事，包括新闻报道、连环画、历史记述，在所有叙事中有一些具有共性的结构运作方法，当叙事学谈论这些的时候，人们很难意识到这是在谈文学，但是叙事学借以谈论叙事文本的那些范畴，如叙述者、叙述人称、人物关系、行动、情节等等，又与文学理论范畴是重合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