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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谈到“现代性”问题时，伊夫·瓦岱指出：“现代性是一种‘时间职能’……现代性的价值表现在它与时间的关系上。它首先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种新的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的方法。”现代性体现于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是运动和变化，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以致完全改变了社会生活方式，割断了与传统的联系。因此，正是这个社会的新面貌（自文艺复兴末期以来逐渐在西方形成）、它与旧世界和传统社会之间的决定性差异、它在其特有的动力作用下不断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些事实上在文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点引发了一种更加敏锐的时间意识——一种使人对进步进行思考的发展的时间意识，也是一种对每个被迅速发展的历史运动所左右的时刻所表现出的独特性的意识。”(20) 较之于任何一个前现代时期，现代社会特有的变化速度，强化了每一个人对时间的体验。时间不再湮没于自然现象的循环之中，而是分外鲜明地凸现出来，每时每刻都以不断出现的变化更替在现实生活中打下自己的印记。时间于是成为“主体的时间”。 时间的独立，时间重要性的获得，时间成为“主体的时间”，这固然为时间在文学中的出场和显形提供了条件，但是，它仍然可能造成时间对人的奴役，令人拜倒在时间面前。即便时间与人的活动相联系，在时间获得自己的社会身价之后，它就可能成为新的膜拜对象。特别是当时间成为统一的抽象的时间，也就将人对时间的体验全都挤干了，于是，时间板起冰冷的面孔，超然于一切存在之上。人要亲近时间，要在文学中摆脱时间的控制而取得对时间的支配权，还需要人自身首先获得主体性，而这恰恰也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布克哈特说：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到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21) 精神个体性的发展，使得“意大利人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在这些“欧洲的长子”意大利人中，涌现了众多多才多艺的“巨人”，正是他们推动着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欧洲社会普遍的个体觉醒。直至启蒙运动开始，一场更为深入的理性化、个性化的主体建构运动展开了。 针对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瓦特相当深刻地分析了经济和宗教因素对个体建构的重要性。他指出，工业资本主义带来了经济特殊化的大幅度增长，它与不很刻板、不很均一的社会结构和不很专制、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一道，极大增加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这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建立在独立个体的基础上，鼓励个人谋取自身的利益，维护个人的利益的。个人利益和个人自主性成为社会经济运转的动力。因此，这一经济动机本身，“按照逻辑需要其他思想、感觉、行为的模式贬值：各种传统形式的群体关系、家庭、行会、村庄、民族感，这一切都要被削弱，包括从精神拯救到消遣取乐等方面的非经济因素的个人成就和享乐的竞争性要求，也需要如此。”(22) 传统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逐步解纲，而以个人为中心重新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关系。其中，个人的位置提升了，个人的自由扩大了，个人的欲望膨胀了，个人的思想方式、感觉方式也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另一方面，基督教改革带来的新宗教观所强调的自我意识，使人的精神内省重新得以确立并得到系统化，也促成了清教个人主义的发展。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一个理性的主体终于成为世界的中心。人不再如以往那样感觉不到个体的价值，而是充分肯定个体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将个体视为价值中心，从人的个体自身出发来看待万物和评判万物，并深感到自己改变世界的能力。同样，在文学中，人也不再是自然的儿子，紧跟在自然后边，亦步亦趋地模仿自然，而是相反地成为“自然的老子”，开始“为自然立法”，凭自己的愿望和想象来重造自然。于是，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参照系解体了，独立的欲望推动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思想、判断和行动。“当发现自己是行为者时，现代人很快就获得了自信，并且希望自己成为自己标准的制定者。”(23) 这时，也正是这时，作为主体的人和独立的作为主体的时间，两者间的游戏真正展开了。 人的主体性的成长，最终推翻了神对世界的统治，驱逐了神。人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与时间的关系改变了，一个充满着人的气息的世俗世界展开在人跟前，世界成为可以戏谑的亲昵的对象，时间也成为可以任人捏弄、更改的亲近的对象。因此，巴赫金说：“小说这种体裁，从开始形成到发展，都建立在对时间的一种新的感受上。绝对过去、神话传说、等级距离——这些在小说体裁的形成过程中，没有起任何作用……小说恰恰是形成于这样的过程之中：史诗中的那种间距被打破了，世界和人获得了戏谑化和亲呢化，艺术描写的对象降低到现代生活的未完结的日常现实。小说体裁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绝对过去的遥远形象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直接与这个未完结现时相连接的领域之中。小说依据的基础，是个人的体验和自由的创作虚构”(24)。 同样，爱德华·萨义德也强调小说兴起与新的时间观念和自我观念有关。他将“起源”（origins）与小说的“开端”（beginnings）相对，并说，“前者意味着集体的、宗教认可的时间观，后者标志着个人的、尘世的生涯或故事的起点。作者们僭用权威与造物主竞争。”(25)“人的时间”取代了“神的时间”，不可填平的时间鸿沟消弭了。时间成为人的日常生活的时间，它开始与人相亲相近，不再显得庄严冷峻了。人取代了神，个人取代了集体，世界因为每一个人的独特个性而变得丰富多彩，人与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既富有情意又错综复杂，这样的世界才是小说而非史诗的世界；而作家主体性的建构，作家从造物主手中夺得了个人体验和自由创作的权力，这才导致小说正式出场，并最终导致叙述时间的自觉和自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