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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从礼的“文质兼美”到文质相符的文学理论 “文”、“质”概念在先秦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周易》中就曾多处提到“文”和“质”。“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55)；“文明以说”(56)；“文明以健”(57)。“《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58)“文”的含义为文饰或文德教化，是后来“文化”一词意义的雏形。“质”意为本体、体性。从“文化”与“体质”的关系而言，“文”“质”的含义已经具备了行而上之道和行而下之器的意义区分。从孔子开始，文、质已经成为一对用于互相阐明彼此含义的范畴，并大量运用于对人格和礼的描述。《论语·雍也》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颜渊》云：“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孔子这里所讲的“文”是指经过文饰之后人的外在表现，包括外貌言谈和行为举止；“质”则指人的内在本质；“文质彬彬”体现出儒家君子人格修养的理想境界。对人的文饰莫过于礼，正是礼使人得以雅化与文化，几乎所有关于礼的规定都是对人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的文饰和修饰。《礼记·礼器》云：“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论语·卫灵公》云：“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文质概念被广泛运用于礼的外在体现和人的内在修养关系的界定。以文质关系来描述礼的形态，不仅揭示了各种具体礼仪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同时也反映出礼的发展、变化和演变过程，礼的文质观由此成为礼学的重要范畴。 在礼学的视野里，礼的全部外在形式，包括各种仪式、仪节的规定，揖让进退的仪态仪容，典礼中的俎豆器具，甚至国家的各种制度，都属于礼之“文”。礼之“质”则指行礼主体所具有的道德品格。“中正无邪，礼之质也”(59)、“行修言道，礼之质也”(60)、“忠信，礼之本也”(61)、“著诚去伪，礼之经也”(62)、“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63)，“质”的内涵是对人本质的道德、伦理阐释。礼的文质论阐释的是礼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对人的情感、人的精神、人的道德情操的阐释。然而，正像先秦时期的其他诸多有关道德、修身的原则同样适应于艺术与文学创作一样，礼的文质论正是后世文质相符文学理论的思想来源。傅道彬先生指出：“文质理论源于君子人格理论的建设和修养，而修身理论也是修辞理论，儒家把修身理论推及到修辞，推及到文学形式和内容的理论建设而影响深远。”(64)在孔子大倡“文言”的时代里，文质关系的阐释实已成为“文言”思想的理论依据，“文质兼美”、“文质彬彬”逐渐由一个指导修身的道德伦理命题转化成为一个意蕴深刻的修辞学命题，为“文言”实践的大规模进行做了理论的铺垫。 “文言”之“文”到底“文”到什么程度？何以为“文”？怎样去“文”？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是“文言”实践关注的首要难题。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65)，庄子的“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66)，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韩非的“难言”困扰等等，其实都是对“文言”之“文”尺度把握的困惑。“文”的必要性已是一个不需再继续讨论的问题，但“文”的方式、方法、尺度、原则却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十分紧迫的理论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各家学派正是从礼的文质关系中得到了启示。礼形式之文、内容之质和“文言”之“文”及言义的指向构成一种同构关系，礼形式之“文”对应“文言”之“文”，内容之“质”对应言义的指向，文质关系就是“文言”的“文”与“言”的关系。这种同构关系的破解，正好与“文言”一开始并非是为文学而产生，而是为礼服务，作为礼的语言表达形式而出现的本来意义相吻合，与春秋时代孔子文化建设的目标相一致。有了理论支持的“文言”实践由此一步一步地开始从伦理道德领域走向了文学领域，文质理论也开始突破道德修身的伦理限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文艺理论思想。 在孔子以文质论人的基础上，汉代扬雄第一次将文质论明确地运用于文学，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文质相符的文学理论。他指出：“务其事而不务其辞，多其变而不多其文也。不约则其旨不详，不要则其应不博，不浑则其事不散，不沉则其意不见。是故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观其施辞，则其心之所欲者见矣。”(67)“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是对文学文质关系的准确概括。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对文学的文质相符理论做了系统性的概括和总结。刘勰认为：“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68)；“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69)；“《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70)刘勰将文质理论广泛运用于论述“文”与“道”、“文”与“情”、“文”与“事”、“文”与“心”的关系，系统阐释了文学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礼学意义上的“文质兼美”论终于发展成为系统成熟的文学思想，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