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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礼仪之“敬”到修辞之“诚” “敬”是礼的基本原则。《礼记·曲礼》开篇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朱子曰：“毋不敬，是统言主宰处。俨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辞，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范氏祖禹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42)《论语·宪问》云：“修己以敬。”行礼者的所有言谈、举止、容貌都是以表达对行礼对象之诚敬为前提。“在貌为恭，在心为敬”(43)，“貌思恭”、“事思敬”(44)，“敬”作为人的一种内在情感，始终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并通过人的外在行为体现出来。在与人的交往中能心存“敬”意，实际上就已经为礼的落实提供了重要保障，“敬”为礼而预设的心态成为行礼者不可或缺的心理前提。由于“敬”意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对待他人的一种态度，因此，构成“敬”的理由和表现“敬”的方式也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道德性质。随着礼仪制度的完备，礼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作为体现个人情感的“敬”逐渐演变成一般的道德法则而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礼仪之“敬”遂成为一个常用的道德范畴。从构成“敬”的方式而言，文言之属的礼辞为适应礼仪需要而对语言进行文饰，不仅体现为行礼者内心的诚敬，更上升为一种情操、道德和修养，修辞实践体现出典型的道德意义。 《周易·乾·文言》引孔子之言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修辞一语第一次在古代文献中出现就是和人的道德情操连在了一起。《说文解字》云：“修，饰也。”“辞，说也。”辞引申为言说，包括言辞和语辞两种形式。唐代孔颖达注疏云：“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后人对“文教”一词的理解颇有歧义，但其义已经包含对语辞或文辞的修饰似不用怀疑。周振甫先生指出：“‘修辞’指修治文教，文教指文化教育，这里也包含文辞在内。因此，这里的‘修辞’虽不同于我们讲的‘修辞’，它的范围所指更广，但也包括我们讲的‘修辞’在内，所以并不妨碍用它来指修饰文章。”(45)修辞何以要“诚”？“诚”为何义？修辞与“诚”关系如何？宋代文天祥有过一段精彩的阐释，他说：“修辞者，谨饰其辞也。辞之不可妄发，则谨饰之故。修辞所以立其诚，诚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意。盖一辞之诚固是忠信。以一辞之妄间之，则吾之业顿隳，而德亦随之矣。故自其一辞之修以至于无一辞之不修，则守之如一而无所作辍，乃居之义。”(46)语言的修饰体现人的道德品质，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信言”(47)和“善言”(48)，才能说出感人的言辞为听者所接受。因此，“修辞立其诚”的第一层含义即是指言辞必须与人的道德修养相结合。所谓“有德者必有言”(49)、“不顺礼义，谓之奸言”(50)，都是在强调完美的言辞要有相应真诚的思想和品德。第二层含义是指言辞要有信实的内容，要能体现诚心。这诚心其实就是文质关系中“质”的意义，所谓“言有物”(51)、“言有宗”(52)，即是强调言辞信实的内容。 “诚”是人的内在品质、道德和情操，不唯修辞者所独有，也不唯修辞一种途径能表现，但修辞之诚自有其表达的方式。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云：“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尝读相如、蔡邕文，了无所动于心。……最要是一诚，不诚无物。诚身修辞，非有二道。试观杜公，凡赠寄之作，无不情真意挚，至今读之，犹为感动。无他，诚焉耳。”又云：“修辞立诚，未有无本而能立言者。”杜诗通过高超的语言技巧表现内心的真情诚意，语言的修辞正是以“情真”、“精诚”为本，从而能打动人心。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不朽的事业，“立功”和“立言”均以“立德”为前提。就“立言”来说，语言的修辞不是纯粹的语言技巧，而是内在道德的显示，道德品格决定语言风格的个性取向。《礼记·中庸》云：“《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曰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曰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礼记·表记》云：“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君子和小人由于道德水准不同，会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和审美差异，道德规范甚至超过了语言自身的本体特性而成为语言评判的主要依据。“闇然而章”与“的然而亡”正是因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差异而形成的语言风格差异。“德”于语言的重要性举足轻重。 道德品质决定个性品格，语言风格体现个性特点，语言是考察人心灵的窗户，是对人进行道德评价的重要指标，也是考察作家作品的重要通道。《周易·系辞下》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孟子也说过同样的话：“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辞”简直就是人物个性的标签。也许是受语言对人物个性评价特殊功能的启示，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与诗论尤其习惯于从语言的道德视角解读作家及其作品的艺术风格。《尚书·皋陶谟》将人品划分成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后来“九德”被长期用来作为选拔人才的道德评判依据，根据“九德”标准择人而官，委人以职。又被用来作为评判作家作品的依据，成为文艺评论的一个重要视角和重要方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从史的角度系统论述九代作家语言个性的成因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其中作家内在品德就是影响语言个性和作品风格的重要因素。《才略》开篇云：“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虞、夏文章，则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则有赞，五子作歌，辞义温雅，万代之仪表也。”以下对春秋大夫之修辞聘会，战代任武文士不绝，汉室陆贾之首发奇采，魏文之才之洋洋清绮，张华短章之奕奕清畅等个性特征的评述无不贯穿着“有德必有言”(53)的评判标准和依据。“言谈者，仁之文也”(54)，“修辞立其诚”原则完全将语言的修饰和人的道德修养结合起来，将作为客体的语言和作为主体的人融为一体，显示出中国古代文艺思维的特有风貌。 修辞即修身，文言即做人。人是言说的主体，也是修辞的主体，当修辞活动被当作人内心之“诚”的一种表现方式时，语言的表达已完全超越了语言本身的本体意义。修辞实践不再仅仅停留在某种实用信息的传达，也绝不是个人炫耀文采的文字游戏。“修辞立其诚”将修辞完全纳入到人内在品德修养甚至人性修养的范畴，成为“立德”、“立功”者人格追求的目标，为历代政治家和文章家所遵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