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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礼仪之盛到文言之兴 周代礼仪的盛行为文言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文言的兴盛和礼仪的兴盛是同步进行的。《礼记·冠义》云：“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冠礼中的各种礼辞极为讲求辞令之“顺”，诸如“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敬尔威仪，淑慎尔德”(16)等，几乎都是四字成句，且大多押韵。不惟冠礼如此，其他各种礼仪中的礼辞无不以辞令之“顺”作为一种自觉的语言意识而成为礼仪用语的普遍规范。《文心雕龙·丽辞》云：“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刘勰认为“辞未极文”的“唐虞之世”出现这种“丽辞”，并非是对语言的有意文饰，而是不经意间的自然而为。但在周代漫长的礼仪实践中对礼辞修辞的重视，显然已不仅仅是“率然”而为的无意表现，“文言”活动实际上已经在广泛的礼仪实践中有意识地展开着，“建言修辞”成为礼乐活动的内在诉求。“辞无常，孙而说(‘孙’即‘顺’)。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17)，一方面表现出礼辞“无常”、“多”、“少”的灵活性和多变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礼辞“顺”和“说”的原则性。“顺辞令”实已成为周人表达思想感情的有效方式，成为宗周社会礼仪用语普遍的语言规范。沈立岩先生在概括周代礼辞的修辞观念时精确地指出：“至于周代，尽管并没有产生理论性的修辞学研究，现实的需要却也激起了强烈的反映——在这里，修辞的意向完全不是局部性和偶发性的，而是沿着语言活动的所有环节而展开，覆盖了语言行为的所有方面，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周人尽管没有一种理论形态的修辞学，却创造了一套作为‘行动艺术’的实践修辞学。”(18)语言修辞实际上已随着礼乐文明的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年代。 在构成礼的诸多诗性要素中，人的举止言行最具有代表性。语言一旦进入礼的范畴，成为构成礼的一种要素，成为体现人的身份、地位、等级、精神气质和文化修养的某种象征性符号，成为“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19)的判定依据时，语言的修饰意义则非同寻常。语言的功用也由此开始突破“直言”交际的有限范围而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含义。《礼记·曲礼上》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通过“礼”文饰之后的语言使人成为一种特有的存在。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人是世界的主人，意义是一种存在方式，语言的意义从存在的意义派生出来，因而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在语言的寓所中居住着人，他指出：“如果讲作为对语言的听，让‘说’对讲说出来，这个‘让’只能在我们的本质被准许进入‘说’时，才得以发生。我们听得见‘说’，只是因为我们归属于此一‘说’。‘说’仅仅允许那些归属于‘说’的人讲，即让他们听语言。这样的允许居于‘说’中。它让我们获得讲的能力。语言的本质正是作为这样的允许而在‘说’中出场。”(20)人之所以是语言的，正是由于人是从“语言的说”中产生的，即人被语言带入语言自身。以礼为前提的语言活动正是这样一种从“语言的说”中产生的语言实践，是经过显示人自身存在意义的修饰或文饰之后的语言寓所，“动作有文，言语有章”(21)的文明人在这种经过文饰之后的语言寓所中出场了。“文言”是礼的外化，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是等级秩序的符号，是显示人内在素养和精神气度的象征。在礼乐文化环境里，语言以一种被文饰的方式走进礼乐的诗性空间，与日常直白的语言形式区别开来，成为表现礼仪诗性特征的象征性因素而具有不容置疑的艺术特性。如果我们认为“文言”是语言艺术的开始，那么同样也可以认为西周时期各种名目繁多的礼典仪式正是早期的中国文坛。 文言实践并不源于孔子，但文言理论的形成却是从孔子开始的。作为一种理性意识的觉醒，文言理论并不是在礼乐盛行的西周时代出现，而是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才由孔子正式提出，具有明显的理论总结和理论概括意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孔子明确认为非“文”其“辞”不足以实现表达的目的，言辞必须加以文饰，只有经过修饰、润色而具有文采的言辞才能充分发挥表达的效果，相反就会失去表达的能力。孔子又云：“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22)在这里孔子通过对修辞过程的描述，表达了自己对语言修饰的赞赏和关注，“修饰”、“润色”因此成为有关语言艺术化途径的理论术语。孔子对“文言”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有关“文言”的理论描述，还表现在他自觉的“文言”实践所带来的语言启示意义和示范意义。钱基博说：“自孔子作《文言》以昭模式，于是孔门著书皆用文言。”(23)阮元说：“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24)孔子为《乾》《坤》二卦作《文言》，不仅提出了诸如“言有物”、“言思忠”、“修辞立其诚”等一系列有关“文言”的理论命题，“修辞”一语也因此成为中国修辞学史上重要的学术术语，《文言》自身的语言风格、结构形式和表达技巧更是成为后代文章的典范。孔子以一种启蒙“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使命感，将自己的文言实践逐渐转化成一种群体的社会行为，并赋予文言鲜明的学科和理论属性。徐复观先生说：“孔门四科中的所谓‘文学’乃指古典文学而言。四科中的所谓‘言语’则发展而为后来的所谓文学。因为在孔子时代，表达人的思想和感情的，主要还是语言而不是后世的所谓文学或文章。”(25)傅道彬先生也指出：“孔门‘四科’中的‘言语’的意义却绝不是日常性的一般语言，而是指经过修辞与文饰的‘文言’”；“孔门‘四科’中的‘文学’(知识、教养)与言语构成了与现代意义大致相同的文学理解。”(26)孔子将“言语”作为一门重要科目来教育学生，培养出了像宰我、子贡这样一批善于语言修辞的杰出人才。“言者，身之文也”(27)，“文言”一方面表现为公共场合中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具有身份标志和象征意义的行为符号，另一方面，“文其言以达旨”(28)，文言又体现为礼仪实践中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风格，文言活动的文学特征越来越彰显。同其他诸多艺术种类的原始发轫几乎都是出于某种源发的生命感悟和生活需求一样，语言通过文饰而成为“文言”并进入艺术领域，则源于礼的需要和“文辞以行礼”所达到的特殊效果。礼乐实践将语言纳入艺术的视野，语言艺术同其他相关礼典艺术相伴而生、同向而行，是中国早期语言艺术实践的特殊情形。正是这一特殊的形式孕育了中国文学最初的语言形态和最早关于语言是一门艺术的文学理论雏形。这一理论在孔子一系列并不完整也并不成体系的学说中独放异彩，对后世几千年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如钱基博先生所说：“盖自孔子作文言，而后中国文学之规模具也。”(29)“文以足言”的理论意识和语言实践由此开启了一个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意义的元文学理论命题，从礼仪之盛到文言之兴，中国文学正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