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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况喻世：以“秋声”回应“人声” 《秋声赋》何以就“秋声”取义？首先，一个值得注意的关联现象是，欧阳修知音。 庆历七年(1047)作的《送杨置序》称：“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其体也。”文章摹写琴声变化，有“风雨夜至”语。(16)据《年谱》，欧阳修写作《秋声赋》的同一年，即嘉祐四年六月甲申，删定《景祐广乐记》。(17)熙宁二年(1069)跋文《书琴阮记后》称：“景祐三年(1036)，孙植赠以琴阮。为夷陵令时，得琴一张于河南刘几。后做舍人，得琴一张，乃张越琴也。后做学士，又得琴一张，则雷琴也。”“官愈高，琴愈贵，而意愈不乐。”(18)欧阳修表面上论琴，实际上有所兴寄。景祐三年，欧阳修贬官夷陵，遭受人生第一次重大挫败。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负责变法事宜。欧阳修郁郁寡欢，或与政局动向有关。熙宁三年改号“六一居士”，“六一”之中“有琴一张”。说明私人生活中，音乐上独好琴声，非指仅有琴一张，实有琴三张。嘉祐七年曾作《三琴记》。(19)又，据《宋史》本传，其子欧阳发，“师事安定胡瑗，得古乐钟律之说。”(20)这些情况表明，欧阳修以“秋声”名篇，开篇警觉风闻，对声音的摹写，涉及视觉、听觉、触觉的声音记忆与音响想象，文中结合乐理进行发挥，与其音乐方面的修养不无关系。 其次，从其创作活动看，存在一系列写声音的作品，因其对声音的敏感和对舆论的关切，可视为《秋声赋》的互文性文本。 在这些作品中，欧阳修对舆论力量的关注和对话语权的反思，成为一个切身体己和充满交锋的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说，《秋声赋》对声音的敏感，映射时局和人事，关系自身立身行事，并非偶然。结合其庆历六年贬官滁州任上写作的《啼鸟》诗、嘉祐元年所作的《鸣蝉赋》，以及治平三年(1066)所作《憎苍蝇赋》，我们对写于嘉祐四年的《秋声赋》，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啼鸟》写到谪居山城的寂寞，以及花开鸟语、众鸟嘤鸣带来的心理慰藉。诗句：“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21)写出因言官论及被贬带来的对声音异乎寻常的心理映射，出语真率，见其为人。《鸣蝉赋》在反思“万物好鸣”，感慨话语权因时而异的同时，难免自矜，有所寄望，“长鸣于百世”、“为乐以自喜”，(22)类似的表达，多少流露出命世之意，反映出嘉祐年间，欧阳修进入政治生涯黄金时期的心理状态。《憎苍蝇赋》卒章显志：“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国，诚可嫉而可憎！”(23)针对濮议中御史吕诲及范纯仁、傅尧俞、赵瞻、赵鼎对其论列不已的情况表达愤懑。上述诸作皆与声音相关，虽然发端不一，但在写作上都属于“变化开阖，因物命意”(24)，与舆论力量和话语权存在一定关联。嘉祐四年欧阳修另有一首《啼鸟》诗，序曰“崇政殿后考试举人卷子作”，结尾云：“可怜枕上五更听，不似滁州山里闻。”(25)虽然同为听闻鸟鸣感兴而作，但因境遇不同而别有怅触。欧阳修奉敕撰《唐书·纪·志·表》，“其于《唐书·礼乐志》，发明礼乐之本，言前世治出于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26)修《唐书·礼乐志》，关心的也是时政和治道。 可见，《秋声赋》不以“秋风赋”或“悲秋赋”为题，除为了避免文人悲秋的常调和误会，有文字上立意尖新的考虑外，也与欧阳修直道而行的个性气质、自持风节的人格追求和意欲“有所建明”的政治理想有关。 据《先公事迹》：“先公天性劲正，不顾仇怨。虽以此屡被谗谤，至于贬逐。及居大位，毅然不少顾惜，尤务直道而行，横身当事，不恤浮议。是时，今司徒韩魏公当国，每诸公聚议，事有未可，公未尝不力争，而韩公亦欣然忘怀，以此与公相知益深。或奏事上前，众议未合，公亦往返折难，无所顾避。尝一日独对，英宗面谕公曰：‘参政性直，不避众怨，每见奏事与二相公有所异同，便相折难，其语更无回避。亦闻台谏论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时语，可知人皆不喜也，宜少戒此。’而公又务抑绝侥倖，有以事干公者，或不可行，面为其人分别可否，曰：‘此事必不可行’。以此人多怨谤，而公安然未尝少卹。尝称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27)又如欧阳修去世后朝廷《谥议》说：“排左右持禄取容之虑”，“天性正直，心诚洞达，明白无所欺隐，不肯曲意顺俗，以自求便安。好论列是非，分别贤、不肖，不避人之怨诽狙嫉，忘身履危，以为朝廷立事。”(28)可见，欧阳修议论锋发，不避俗怨，在习惯察言观色、谨言慎行的官场上无疑过于棱角分明；而敢于任事、不留余地的行事风格，也与左顾右盼、居间取容的官场积习迥然不同，这使得他置身于舆论的风尖浪口，成为箭垛式人物。 再次，从欧阳修的仕宦经历看，数度身居谏列，直言极谏，置身舆论漩涡在所难免。 欧阳修37岁知谏院，行右正言，51岁任右谏议大夫。又曾知制诰，任翰林学士，在侍从八年，二府执政前后数度与台谏官交锋，有着遇事便发、直言无隐的耿介个性，“言无畏避”，“言事感激”，直言极谏是其干政议政的一大特色。仁宗开言路，修政事，欧阳修得其知遇和重用，这是人生的幸运；也因黑白分明，不愿因循苟且，置身于舆论中心，遭受怨诽，难免因言贾祸，经历人生的重大挫败。一生中数度遭受言官的弹劾，甚至再三被诬蔑构陷，(29)终不以此改节。 欧阳修30岁时，范仲淹言事忤宰相吕夷简，被贬知饶州，欧阳修《与高司谏书》切责高若讷作为谏官的不作为，结果自身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30)40岁时，因张氏甥女案，被谏官钱明逸论及，被贬滁州，深层原因在于知谏院时的肆言弹击和《朋党论》的撰写，招致反对势力的打击。50岁时，因敢于言事得到仁宗的特别信赖，也曾借《鸣蝉赋》对自身禀赋性情有过自矜，同时也有对“万物好鸣”的反思。60岁时，因支持中书省濮议主张，招致台谏派的攻击，被认为是“首开邪议”的主议者，成为标靶。每隔十年，波回浪迭。欧阳修的直肠子和炮筒子性格，不避俗怨的言论主张，自然会鼓荡世情，演绎出不同常调的人生交响。由此看嘉祐四年《秋声赋》的写作，无疑是其身当铨衡之际，对舆论力量和相关关切的一种回应。由于身膺重寄，文章也表露出沟通和对话的诚意，从而使文章体现出“特立于世，能同于人”(31)的艺术风貌，感性而不失原则。 作品首尾对“人声”的隐微表露，关系到舆论力量和世情利害。欧阳修刚正立朝，奋力用世，时思报效，故以“秋声”自任，为此前作为谏官，和此时身居铨衡，为官严正，论事切直，一概不假借通融的立场辩护。在他人看来，肆言弹击，到处拿人开刀，不留情面，弄得愁云惨淡，一片肃杀之气，让热衷于仕途有望进用的人，横遭逆折，甚至终身被废，是不是行事偏激，过于专断了？在欧阳修看来，世风浮竞，人人贪恋势位薰灼，热衷功名荣进的分外之想，就该降温。人才选拔，官员磨勘，就该将不合格的人员芟汰出去，这也是清明政治所需要的。如果人人往一条道上挤，势必造成机构臃肿和资源浪费。既然文官冗滥由来已久，政治钝化，机构庞大，裁抑关系大局，在所难免。自己深知如此主政是有杀伤力的。人多怨诽，己所不欲。种种误解、责难甚至忌恨，必要的时候需要开解，并非自身不懂体恤。作者绵历世事，深知纵使开解，不等于良苦用心就能得到理解。奈何如之。如此心绪，透露出无处倾诉的孤独感。因此，居官强毅、自持风节的欧阳修以“秋声”名篇，是符合文法修辞“适应题旨情境”的“极值原则”的(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