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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甲午一役为清末士人心态的一大转折，词史也以此为一大转捩。一方面，这一时期士人应对时变的种种政治活动，客观上促成了各派词人的交流聚合，掀起了几次大型的唱和活动，也因此奠定了王鹏运等主要词人的词坛地位；另一方面，词人蒿目时艰，不能不发之于词，同时又能注重词艺的琢磨，道咸以来“词亦有史”“意内言外”的词学尊体的要求得到了真正的实践，清季词风自此一变。 关 键 词：甲午/词史/尊体/临桂词派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面上项目“晚清政局与词学演进”(项目编号15XNB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文仪，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发表过论文《明清之际遗民梦想花园的构建及意义》等。 有清一代词学特兴，远迈前代，原因之一即在“托体尊”，甲午(1894)前后①又为晚清词学尊体的关键时期。要言之，甲午一役为清末士人心态的一大转折，词史也因此有一大转捩。 甲午一役及其后政局于词学发展之影响，前辈学者已有所注意，龙榆生即言： 自甲午以来，外侮频仍，国几不国，有心之士，故不能漠然无动于中，一事一物，引而申之，以写其幽忧愤悱之情，以结一代词坛之局。② 其时词人蒿目时艰，不能不发之于词，因此词事活动频繁，并呈现出晚清词学之辉煌景象。词人中慷慨激昂者，作品入于稼轩一派，于是出现了晚清稼轩词风的兴起，为词学尊体的一个方向；另一些作者又能结合道咸以来“词亦有史”“意内言外”的词学尊体理论，创作出大量具有词史意义或比兴寄托的作品，清季词风自此一变。 本文拟对甲午词事活动进行钩沉，分析这些活动及词作内容与甲午政局的关系，论述甲午变局导致的词史之作的大量出现与各词人群体间的交流、更替，以及因此带来的词体日尊、词风嬗变等词坛新貌。并期望以此为例，说明晚清政局对晚清词学的作用与影响。 一 甲午变局与词事钩沉 甲午前后的词坛新变，首先表现在大量词史之作的出现。 “词史”观念不仅表现为以史入词、以词补史等内容，更追步诗学“诗史”的要求，申发了杜甫歌行与汉乐府的抑扬时局的精神，从而将词由小道中解脱出来。因此，甲午及其后大量词史之作的出现，代表了词在实际功用上的拓宽，亦为词学尊体的一个方向。 虽然，晚清词坛自鸦片战争开始，已出现相当数量的记录时事、在题材上有所拓宽的词作。然而自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兵乱基本平息至甲午的三十年间，政事承平，号为中兴，有影响的词史之作寥寥。直到甲午一役方再次大量出现，词作者也由在战争前线的幕府、江湖词人扩大到在中央和各地的广大中下层官僚。由于词体风格多委婉隐约，其时部分词作与史事的关系较少为前辈学者所揭示，因就部分词作及较为重要的词事活动作一梳理，以期有所补裨。 光绪二十年甲午，朝鲜东学党起义。五月，清军应邀入朝，日亦出兵，欲伺机挑起战事。战未起时，因两宫与军机态度不定，清流③、朝士、督抚针对是否出兵以及如何应对日方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六月战事爆发，都下更是物议汹汹，清流频频聚集于松筠庵等地起草奏章，各文人群体交流日趋频繁，词事极为繁盛。 甲午秋，因中日战事胶着，出现了大量吟咏时事的词史之作。从中秋至九月一日，况周颐有《摸鱼儿·甲午中秋》《摸鱼儿·咏虫》《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赋》以抒忧愤。《摸鱼儿·咏虫》据说是记朝廷内和战两歧、廷争激烈④，上片曰： 古墙阴、夕阳西下，乱虫萧飒如雨。西风身世前因在，尽意哀吟何苦。谁念汝。向月满花香，底用凄凉语。清商细谱。奈金井空寒，红楼自远，不入玉筝柱。⑤ “乱虫萧飒如雨”“尽意哀吟何苦”，描述的是其时言论喧腾的景象；“奈金井空寒，红楼自远，不入玉筝柱”，当是指清流的谏诤终没有被两宫接受。此词借咏虫以咏事，索解不易，颇得《乐府补题》遗意。而小令《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赋》则一抒沉痛凄怆之情：“东望阵云迷，边城鼓角悲。我生初、弧矢何为？”(《况周颐词集校注》，第133页) 郑文焯、张祥龄有《莺啼序》联句二阕作于甲午仲秋，其二为重九“登北固楼感事，再和梦窗”所作，末句“伤心大树飘零，更恋遗弓，恨题满纸”，张祥龄注曰，“时闻左提督阵亡”⑥，记左宝贵死难事。二人又有《永遇乐》和稼轩北固楼词联句，亦作于此时。后张祥龄入都，将《莺啼序》示于王鹏运，王鹏运感而和之，时在乙未。王鹏运赓和后，张祥龄复有和作，王鹏运因再和之。又王鹏运赓和后，曾寄示王以敏，王以敏亦有和作，时在乙未五月十八日。 十二月黄海战败，平壤失守，日军登陆旅顺，言路痛劾北洋备战不力。福建道御史安维峻上疏痛劾李鸿章挟洋自重并及太后主和议及李莲英掣肘事，中有“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云云，语甚戆直。疏入，两宫震怒，以“开离间之端”革职发军台，“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⑦。安维峻离京时，知交好友饯于松筠庵，投文赠别，志锐制“陇上铁汉”印章赠之。王鹏运《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当亦作于此时，其词云： 荷到长戈，已御尽、九关魑魅。尚记得、悲歌请剑，更阑相视。惨淡烽烟边塞月，蹉跎冰雪孤臣泪。算名成、终竟负初心，如何是。天难问，忧无已。真御史，奇男子。只我怀抑塞，愧君欲死。宠辱自关天下计，荣枯休论人间世。愿无忘、珍惜百年身，君行矣。(《味梨集》，第6a页) 王鹏运与安维峻同年移署谏垣，甲午时常联衔上疏痛劾北洋，“尚记得、悲歌请剑，更阑相视”即是言此。据言安维峻此折实文廷式主之，是以安维峻远戍军台，文廷式集万金送之⑧，则半塘或亦预其事。因此，安维峻以单衔上疏几遭不测，王鹏运有“真御史，奇男子。只我怀抑塞，愧君欲死”之语。王以敏丙申、丁酉间(1896-1897)有《减字木兰花》十五阕言京师故事，其七曰：“安生已矣。今日尚留真御史。烟雨檆湖。莫为西风赋遂初。”⑨即用此典。 至乙未春，文廷式有《广谪仙怨》，自注曰： 闻之唐明皇登骆谷之时，有思贤之意，是以终戡大乱，旋返旧京。余以为明皇见机，早定入蜀之计，虽仓皇避遁，而事理昭晰。不然，灵武之众，焉得嗣君？勤王之师，孰为标目？登谷遐览，意在斯乎？屡迁而存，古有明鉴。窦、康之意，今更广之。⑩ 《广谪仙怨》传为窦宏余、康骈先后为明皇幸蜀一事所作。时明皇登骆谷而望秦川，谓高力士曰：“吾听九龄之言，不到于此。”(11)此所谓“思贤之意”。文廷式词正是借咏明皇幸蜀事而讽喻时事。郭则沄《知寒轩谈荟》： 甲午之役，文芸阁、张啬庵辈力主战，常熟为所动，且欲挟此以轧合肥，故有“北洋军务如火如荼，诅不堪一试”之语。适平壤陷，军覆势迫，主战者抗疏请西幸，空都城以予之，彼不敢来，来亦易围攻。……芸阁《广谪仙怨》云云，词为乙未春作。时敌氛已深入，犹自矜末策，而惜当轴之不决也。(12) 叶恭绰亦言： 此词作于乙未，意主迁都。且先生是时曾有奉光绪南下之计划。……所谓灵武勤王，亦非泛指也。先生手稿初稿，有“盖所失在蓄逆臣，所得在知事变”二语。(13) 故文廷式词中深意，一为思贤，二为迁都。然其时力倡迁都者如沈曾植、文廷式等，其深意实非“空都城以予之”，乃在于仿灵武继位之故事，希望光绪能借慈驾西幸之机执政，因此有“灵武之众，焉得嗣君”“勤王之师，孰为标目”之言。词中“相臣狡兔求窟，国论伤禽畏弦”句，更直接指向北洋、枢臣与畏葸不言、依附后党者，其时翁同龢 一派的出处大节与方针策略，可于此词知之。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词作的题材不仅有道咸时的忧时念乱、实录兵燹的主题，又进一步拓宽到抑扬政局、直指庙堂，以及同志间的彼此联络、激励等方面，更往往与政局直接相关，词的表现能力得到进一步拓宽。 甲午战败后，三月廿三日马关约成，“中兴”之梦彻底破灭。文人哀生忧时、伤春怀人而别含寄托之作极多，此所谓欲言而不忍言者。如乙未四月，文廷式有《木兰花慢》《祝英台近》等词。《祝英台近》词曰： 剪鲛绡，传燕语，黯黯碧云暮。愁望春归，春到更无绪。园林红紫千千，放教狼藉，休但怨、连番风雨。谢桥路。十载重约钿车，惊心旧游误。玉佩尘生，此恨奈何许。倚楼极目天涯，天涯尽处，算只有、蒙蒙飞絮。(《云起轩词》，第16a页) 明为伤春，实为感伤国事。“愁望春归，春到更无绪”，以春归喻国势狼藉。然而追问狼藉之因，“休但怨、连番风雨”，暗示并非只是天力所致，乃是人力摧折之故。此时极目天涯，惟余蒙蒙飞絮而已，景语作结，有不尽之意。此词寄寓甚深，得稼轩《祝英台近·感春》比兴寄托之意，因而王瀣评曰：“此作得稼轩之骨。”又曰：“‘愁望’以下，其怨愈深。后片讽刺不少。”(14)此词王鹏运有和作，下片“联袂留春，春去竟如许”，说明二人在甲午、乙未间互有联络，奈何仍是留春不住，颓势难挽。大好时光竟然都付与了“等闲风絮”，其沉痛愤懑可知。 王鹏运亦有大量词作作于此时，因于乙未九月欲合甲午、乙未之作刻为《味梨集》，自记曰： 三四月之交，忧愤所触，间为长歌，以自抒写。而同人唱酬投赠之作，其来纷如，吟兴愈不可遏，几成日课。……嗟乎！当沉顿幽忧之际，不得已而托之倚声，又无端而付之梓，可谓极无聊之致矣。……然梨之为味也，外甜而心酸，此则区区名集之意云。(王鹏运《味梨集跋》，第1a—1b页) 《味梨集》中诸作，大抵皆“沉顿幽忧之际，不得已而托之倚声”者，所作虽自谓“不能工”，却质厚情深、自然工稳，其中意内言外的风骚之旨、屈宋之意，往往有之。 除借词纪实抒愤外，士人亦多痛定思痛，寻找甲午战败的原因。如王鹏运《味梨集》有《望江南》小游仙词十五首，作于乙未四、五月间，序曰：“暇日冥想，率成十有五阕。东坡所谓想当然者，妄言妄听，无事周郎之顾误也。”实皆咏颐和园故事。唐李商隐作游仙诗以影射宫闱事，以其隐约惝恍、不易索解，清人亦常以小游仙隐喻朝廷、宫闱事，如龚自珍有《小游仙词》十五首写军机，皆隐约其事。光绪中后期两宫不睦，政局多有不可直言处，词人隐约其辞，借游仙而讽喻之作甚多。王鹏运此词亦然。光绪十二年(1886)，慈禧以将归政而欲修颐和园颐养，遂于昆明湖建水师学堂，以此为条目挪用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其时掌军机者为醇王，司户部者正是翁同龢 ，为求慈禧放权而光绪亲政，不得不违心妥协，日记中因有“以昆明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滦阳”(15)之语。不料甲午竟一语成谶。北洋之败，时人多以海军军费之挪用为原因之一。因此王鹏运《望江南》(其一)云：“排云立，飞观耸神霄。双鹤每邀王母驭，六龙时见玉宸朝。阿阁凤皇巢。”所言即光绪十三年(1887)一月，昆明湖水师学堂开学典礼与为慈禧祝寿所建颐和园排云殿上梁典礼同日进行，此后慈禧又多次借观水操为名视察颐和园工程。又如末一首：“游仙乐，弹指现林丘。宝气远腾天北极，豪情亲遏海西流。终古不知愁。”(16)结句讽刺意味甚浓。 除以上诸家，黄遵宪、王德楷、叶衍兰、梁鼎芬、冯煦、汪曾武、薛绍徽等主要词人均有相关词作，可见这一时期词史之作的普遍实践，此不赘述。 至甲午时期，周济“词亦有史”的尊体要求已深入人心，强调词与时代历史、社会现实的关系，要求比兴寄托要能够反映社会历史背景，与时代盛衰联系更为紧密，正符合光宣中后期的社会背景和文人将郁勃之气发而为歌的需求。这一时期的词人多兼为朝士，对国事的关注与责任感促使他们创作出大量具有较高水平的词史之作，并在数量与题材的拓宽上超越前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