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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危亡之怵与词风转变 词风的转变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词坛新变。甲午以前，政事承平，而甲午一役彻底打破了清人的“中兴”之梦。士人怵于危亡，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词史之作，风格也大多转为忧愤或要眇，有时还通过彼此酬唱互相影响： 晚清国事蜩螗，民生涂炭，学者似不能潜心于文史。……降至光绪中叶，内外交迫，祸乱纷乘，忧时之士，怵于危亡，发为噫歌，以比兴抒哀怨，词体最为适宜。文人争趋此途，而词学骎骎有中兴之势焉。(33) 以“风骚之旨”“意内言外”言词、作词，不仅是晚清词风的一大转变，亦为词学尊体的一大特色。自嘉道间张惠言拈出“意内言外”之意，以较为系统的理论将“意内言外”作为词的基本体性，从“词”之概念和统序上赋予词“载道”的可能；将比兴寄托提升到词的创作和批评原则的高度，区分正变，崇本抑末，从本体和功用上推尊词体，大大完善了词学尊体理论，比兴寄托遂被晚清词家普遍接受。 而晚清以来变乱纷乘，文人倾向于将一些不宜直言的忧虑通过词这一文体隐晦地表达出来。并且，在词中寄寓家国兴亡之感，也成为这一时期词作的普遍特征。陈廷焯云：“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白雨斋词话》卷二，第28页)比兴与词之要眇宜修的美感特质相结合，更使词内涵加深，正符合晚清词人的叙事要求与审美倾向。龙榆生云： 迨张氏《词选》刊行之后……前后百数十年间，海内倚声家，莫不沾溉余馥，以飞声于当世，其不为常州所笼罩者盖鲜矣！(34) 虽然，最晚至道光十年(1830)，常州词派“意内言外”之说已被普遍接受(35)，但大多仍停留在感士不遇的层次。大量出现突破这一层次而将家国兴亡之感寄托于词中的具有“屈宋之旨”的词作，则在甲午之后。 以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薇省词人的唱和活动为例，参与者之一的彭銮于光绪十六年(1890)将另四位主要参与者王鹏运、端木埰、况周颐、许玉瑑的词作刻为一集，即《薇省同声集》。集中各家以碧山、白石等南宋词人为主要模仿对象。如端木埰笃嗜碧山，因名其词集《碧瀣词》，取“露气之下，被者为瀣，以是为碧山之唾余”之意，《碧瀣词》卷下所录词五十阕，均步碧山《齐天乐》。不惟端木埰，王鹏运、况周颐、许玉瑑等人词集中和碧山之作亦各有十数首，龙榆生即言： 自周济《宋四家词选》出，碧山乃大为世重。……一时作者如端木子畴、王佑霞、况夔笙辈，几无不染指于碧山，有如《薇省同声集》《庚子秋词》《春蛰吟》等，更唱叠和之作，亦骎骎乎《乐府补题》之嗣响。(36) 除碧山外，各家用白石自制调的词作亦极多。如王鹏运乙酉正月即有《鹧鸪天·乙酉元日用白石老仙韵》及《徵招》二阕。姜夔以为《徵招》应以林钟宫为母调，因重新制谱，与《徵招》正格(按《钦定词谱》所定正格核对)在词律上的区别在于有十一韵，王鹏运词以姜夔词调奉答，正押十一韵，虽有落韵处，但可见其对白石词有意识的研究与模仿。又如端木埰等人曾“相约尽和白石自制曲”，王鹏运《长亭怨慢》亦言“他日词成，都为一卷，命曰城南拜石词”(37)，可见倾慕之意。 总体而言，甲午以前各家词人仍取径南宋碧山、白石诸家，词作虽言有兴寄，但寄托内容大多仍停留在身世之感、宦游之叹上。如许玉瑑《声声慢·听雨，用王碧山韵》，下片曰：“回忆中年客里，听津亭残柝，一向勾留。自去江关，悄然人海虚舟。而今倦游溯往，又依稀、红烛歌楼。盼新霁，要银蟾，来共素秋。”(38)借咏雨抚今伤昔，感怀中年客宦之悲，能得碧山词隶事处以意贯穿，借咏物而感怀身世之处。端木埰、王鹏运、况周颐此时作品，殆多类此。风格较甲午后明显要平和、从容，且未脱模拟之迹。 然王鹏运作于甲午、乙未间的《味梨集》，长调沉郁，小调惝恍，已然摆脱早期的模拟痕迹，并映照时局，寄托深远。如作于丙申三月二十八日的仿冯延巳《鹊踏枝》十四阕“郁伊惝恍，义兼比兴，蒙耆(嗜)诵焉。春日端居，依次属和。就韵成词，无关寄托，而章句尤为凌杂”(39)。所谓“郁伊惝恍，义兼比兴”，正原楚骚而来。张尔田言及冯正中诸阕曰：“冯正中身仕偏朝，知时不可为，所谓蝶恋花诸阕，幽咽惝恍，如醉如迷。此皆贤人君子不得志发愤之所为作也。”(40)王鹏运《鹊踏枝》今存十首，虽为仿冯延巳之作，然而惜春、赋别之外又有隐约反复、虚实互见、令人心有所触者，不能谓其无关寄托。试看其六： 昼日恹恹惊夜短。片霎欢娱，那惜千金换。燕睨莺颦春不管。敢辞弦索为君断。隐隐轻雷闻隔岸。暮雨朝霞，咫尺迷银汉。独对舞衣思旧伴。龙山极目烟尘满。(《鹜翁集》，第2b页) 若只作惜春、赋别解，其深婉情真、造境幽微处，比冯词亦不遑多让，洵为佳作。然而考以当时史事，则更耐人寻味。如其中“片霎欢娱，那惜千金换”，未必不能比于国事，此前数日王鹏运讽谏驻跸颐和园几罹不测，则此句亦可理解为讽喻西后穷奢极欲。“燕睨莺颦”言已受嫉恨，如此仍直言敢谏，“敢辞弦索为君断”，所谓忠爱缠绵之词，不过如此。又“隐隐轻雷”“暮雨朝霞”“咫尺银汉”，借男女之事喻君臣遇合，而“独对舞衣”所思旧伴大抵正是文廷式等人。 王国维对王鹏运拟作诸阕极为欣赏，以其为《鹜翁词》之最精者：“‘望远愁多休纵目’等阌，郁伊惝恍，令人不能为怀。”(41)王国维虽不认同张惠言的深文周纳以解词，然而其所以特重半塘此词者，正以半塘词造境深闳、情真而不隔。冯煦曾以冯延巳词比于韩偓《香奁集》，以为寓家国兴亡之痛、君臣遭际之哀，是有意于比兴者。冯延巳或许无此情此志，然以此索解半塘，恐不能谓无的放矢。清季词人诸作，亦当作如是观。 又如况周颐反对以唐五代词为学习对象，正因其“艳而有骨”，认为天事绌、性情少者难得其堂庑。但他本人却热衷于小词，甲午前后分别与郑文焯、王鹏运遍和《小山词》《珠玉词》之联句，刻意模仿二晏词风。又光绪甲午(1894)六月，王鹏运与况周颐、张祥龄联句和《珠玉词》，冯煦是年七夕序其词集曰： 或曰：“词，衰世之作也，令莫盛于唐季，慢莫甚于宋季。”……小令则不然……身丁清时，回翔台省，间有所触，为小令以自摅，与吾家阳春翁为近。上窥二主，其若远若近，若可知若不可知，几几有难为言者。然所诣则然，非世之衰否有以主张之也。半塘老人与子苾、夔笙亦身丁清时，回翔台省，略同于元献。夏六月，手《珠玉》一编，字模句规，五日而卒业。视元献不失累黍，傥亦与蒙相符契，蕲以破或衰世之说耶？(42) 按半塘之说，《和珠玉词》“阅五日而卒业，得词一百三十八首”(王鹏运《和珠玉词》序，作于甲午六月二十四日荷花生日，词作在序之前)，正是中日开战(六月二十三日)之前，其时清军入朝而日军虎伺于前，朝中局势极为紧张，廷议两歧。则冯煦所言三人于甲午六月和《珠玉词》之深意，在希冀以元献盛事之音破衰世之说，当有所自，其中尊体之意与士大夫梦想承平之意均有在焉。 以上种种均可见晚清词坛对小令态度的微妙转移，亦可见危亡之下词坛对意内言外、风骚之旨的普遍追求。 这一时期的词风转变与时局的阽危密切相关，而各词人群体及各地词坛又是通过酬唱交流来彼此影响，最终完成甲午及其后的词风演进的。 以稼轩词风的拔起为例，词学史上词体自我振拔的方向之一即是词之诗化，因此“以诗为词”的苏辛之风亦为词学尊体的重要表现。道光间，周济提出“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43)，以稼轩为学词的必经阶段，晚清主常州词风者遂无不以之为矩矱。 光宣中后期，时世之艰危，远迈前代，词中悲歌慷慨、有风云之气者遂不乏其人，可与清初阳羡诸公把臂，此亦文章气运随时而变者。祝南《无庵说词》论列清季稼轩一派之代表作者： 稼轩词至难学，然不可不读，盘薄之气，坚苍之骨，得于此植其基也。……近贤如文芸阁、王半塘、沈子培、朱古微等乃真知取气植骨于稼轩者。(44) 此中能拔帜而立、卓然成家者，首推文廷式。沈轶刘《繁霜榭词札》即言： 文之为词，雄宕激越，无一语遗国家，至郁勃处，直欲平视辛、刘；幽曲处，且将上掩陈维崧。……辛词郁勃，擅绝古今，盖沆瀣于眉山、漱玉，一空骥足。《湖海楼》比苏者，时欲出藩，而《云起轩》则得于辛者，正在其所异处。(45) 稼轩风在清初蔚为风气，是陈维崧等人对历史敏锐体认和对现实及时把握的结果(46)，而清季稼轩词风的拔起，则与文廷式及其《云起轩词》的典范作用有极大关系。文廷式模拟稼轩之佳作极多，能得稼轩之忠爱缠绵、慷慨沉郁，然其笔意随国势、处境之艰难而更为曲折，有不能言不忍言而发之于词者，是以含意吞吐而笔力跌宕，此所谓“敛才就范”，“沉痛处学辛”(47)。 要言之，文廷式之所以能法乳稼轩而开派标宗，在其才力、学问超迈，而有起敝振衰、致君尧舜之志，甲午后以遭际坎坷、国事陵夷，侘傺忧愤而发之于词，横力盘郁，悲歌慷慨，遂为清季苏辛一派之典范。 这一时期稼轩风的拔起又与词人群体的交流相关。文廷式以词人而为学人，并身系时局。与其往来酬唱者，亦不能不同其怀抱而自趋于稼轩。考清季词人学稼轩而能取其神骨者，除文廷式外，王鹏运、朱祖谋、黄遵宪、沈曾植、张仲炘等间亦有之，此数人均与文廷式往来甚密，可为佐证。上节所引送安维峻出都诸阕，亦是清末较早出现的具备苏辛之风的唱和。又龙榆生论王鹏运《味梨集》，言及王鹏运甲午间创有大量学辛之作，并指出这一转变是受到文廷式的影响： 王氏《味梨》一集，与廷式联句或和韵，竟至十三阕之多。廷式固磊落权奇之士，所作词皆“写其胸臆”而有激壮之音者也。以此因缘，而鹏运词亦不期然自趋于稼轩一路。(48) 虽然王鹏运词取道稼轩，亦是本着周济所指出的学词路径，未必规步于文氏；且王鹏运之词风、才力本有与苏、辛相似之处，如早期觅句堂唱和即有学苏、辛之作。然考半塘词集，学苏、辛之作主要集中在甲午、丙申间，丁酉后词作趋于沉郁深婉，戊戌后更致力于梦窗以达美成之浑成。虽半塘之学苏、辛非启于文廷式，但甲午间相与切磋，彼此激发，从而在词风上互相影响，亦必有之。 另如王鹏运对文廷式、郑文焯、夏孙桐等临桂词派外词人的影响，亦是在彼此的往来交流中形成的： 幼遐先生于词学独探本原，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吾常戏称为“桂派”先河，非过论也。疆村翁学词，实受先生引导。文道希丈之词，受先生攻错处亦正不少。(《广箧中词》，第213页) 叶恭绰父子与文廷式相知甚深，此言极为可信。考文廷式与王鹏运的词学交往正在甲午之时才开始频繁；而文氏丙申出都后，往来奔走，除偶尔的文字唱和，恐怕并没有相与论词的机会。此可为这一时期各派在词学上互相影响的佐证之一。 同时，甲午战败后，士人奔走救亡的种种活动导致的词人的升降、出入，造成了京师以及各地的词事活动的参与者有了变动。甲午秋，李慈铭因战事不利忧愤而死。乙未春，张謇在战败后出都；是年秋，况周颐南下金陵，张祥龄、王以敏亦分别出都。丙申春，文廷式被黜，宋育仁以办商务归蜀，京师吟事稍告衰歇，但仍有词社之集；文廷式则到处游历，分别与湖南、沪上和广州词人群体有所交流；是年秋，朱祖谋入京，参与京师清流在松筠庵的风闻刺探活动，为半塘强拉入词社，开始填词。 这一系列的人员变动，造成了不同地区词人群体的交流、词风的融合与流播。如甲午六月，况周颐返京备考，向王鹏运言及在吴中与郑文焯、张祥龄联句《和小山词》之乐，况周颐、张祥龄、王鹏运因于四印斋中有《和珠玉词》联句，阅五日得一百三十八阕。而前所提及的王鹏运、郑文焯等人《莺啼序》的唱和，亦是由张祥龄入京所造成的。 况周颐、张祥龄乙未出都后，又先后参与了与郑文焯等吴中、沪上词人的唱和活动。张祥龄参与的鸥隐词社，成立于乙未七夕前后。鸥隐词社的主要参与者有郑文焯、刘炳照、夏孙桐、费念慈、陈升、张上龢、于仲戚、褚绎堂等，与郑文焯早年所组壶社(1887)的构成有很大不同，规模也有所扩大。最重要的是，与壶社时期多和白石词(49)相比，社中主要人物如郑文焯、刘炳照在理论和创作上都表现出“意内言外”的词学主张。 在具体的词作创作上，郑文焯《瘦碧词》期间(1881-1888)，由“白石之骚雅”入手，遍和白石词；至《冷红词》(1889-1896)，集中有和梦窗四首、和清真三首，虽然仍以白石为主要学习对象，但已然开始取法梦窗、清真。考郑氏今所存词，甲午至丙申间作品多有寄托，对梦窗、清真、稼轩、东坡词风均有所吸纳，前所引《莺啼序》联句词学梦窗，《永遇乐》和稼轩，均为战事而作。 而鸥隐词社各家的咏物、即事诸作，亦俱为典型的比兴寄托之作。如词社第一集《秋霁》所咏为“咸丰庚申之变，邻女殉池中以数百计，池莲纯白多异种，花时极游赏之盛。乙未秋期，举词社于此，因和梅溪韵，赋成是解”。则此词既为咸丰战事而咏，又显然受《乐府补题》咏白莲之启发。词中“坠红信息，废池何恨成凝碧。怅故国。千里暮云，江上倦游客”(50)云云，用“凝碧池”典，可见故国池台之感。 这些词学风尚的转移，虽关世运，与彼时京师词坛寄托之作的大量出现以及张祥龄等人与京师词人群体的交往恐怕亦不无关系。 以上种种，均可见出甲午时局对词风转移的推动作用。 自鸦片战争开始，在世变与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各传统文体均在内容题材、创作思想及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由古典转向现代的趋势。词体虽在变革的速度和力度上一直远远落后于其他文体，但词境的拓宽、词句意象的更新一直存在，词学尊体的主张也被普遍接受。发展到甲午时期，士人怵于危亡、应对时变的种种政治活动，客观上促成了词坛的新变与词体的日尊。 就词坛新变而言，大量与政局直接相关的词史之作的出现，士人因各种活动而产生的大规模、高频率的唱和以及因此造成的词学群体的兴衰与词风的交流融合等，均对之后的词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就词体日尊而言，这一时期将嘉道时期对尊体的理论论证转变为真正的词创作实践，在理论与创作上对词学尊体有了认知与要求，促成了清季词坛的辉煌。 要之，自明末清初云间词派对词体定位进行重新反思，词学尊体之论开始兴盛。发展至晚清，常派兴起，以经治词，词学尊体之论成为共识。道光后常派北上京师，影响更及于全国；而浙派、吴中等词派亦能代有所成。其中的杰出者，往往能超越流派，从各派撷取资源，从而推动整体的词学建构。谢章铤、刘熙载、陈廷焯等人集大成的词论专著的出现，说明在甲午以前清人对词体的定位意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已超越前人，诸家对词之体尊的论证也远迈前代。 在此基础上，光绪中后期甲午战起，“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成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士人振衰起敝之要求更为激切，至丁酉、戊戌而达到高潮，这一时期既是晚清士人最为悲歌慷慨之时，也是清季词风演进的关键时期。士人怵于危亡，因有词体之兴，在传统词学内部，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词体之尊均达到顶峰。 这一时期的词体之尊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词史之作的大量出现。可以说，甲午及其后的词史之作，在作者与词作的数量、词作题材的拓宽和词作水平上均已超越前人，这也反映出词体在面对世变时所能达到的高度。 其次，是稼轩之风的再次兴起。一方面，这与文廷式等人的典范作用及当时的频繁唱和有关；另一方面，清末风雨飘摇之时，奔走往来之中，士人无论其固有之词学宗尚如何，均有服膺苏、辛之词唱，因此甲午后苏、辛一派渐见拔起。 最后，甲午至丙申间词学尊体实践也表现在“意内言外”、带有“风骚之旨”的词作的大量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词风演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甲午至丙申间的词风之变，为其后的词坛所接收继承，并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如甲午前后的词家唱和，各家词风的交流切磋，为王鹏运、况周颐等人融冶诸家奠定了基础；至戊戌、己亥间，王鹏运所组词社，参与者与词学取径显然已有所固定，又因政局叵测和填词技法的提高，词作寄托更趋于重大而发言则趋于深微，常派比兴寄托的手法已成为词作的基本原则，临桂词派与词风已然形成；至《庚子秋词》和《春蛰吟》时期，通过南北词人的唱和，临桂词影响及于全国，遂助成清季词坛之绚烂结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