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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唱和之盛与群体往来 这一时期词坛的另一变化，是词人群体的交流更为频繁。以京师为中心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文人唱和活动，均与政局关系重大，且促成了词人群体之间的交流往来；而政局变化造成的词人变动，又客观上促成了临桂词派在京师的崛起。 自甲午六月至丙申，词事极盛，掀起了几次唱和高潮。不惟各地词人群体内部的大规模唱酬更为频繁，更有各词人群体之间的唱和。唱和之盛，为咸同以来所未有。以京师为例，同治年间至光绪甲午之前，目前所见较有影响的词人群体活动(17)有：觅句堂唱和(1871？-1882)，参与者多为广西文人，如龙继栋、唐景崧、王鹏运等，另端木埰、彭銮亦参与其中；边葆枢唱和(1876-1878)，参与者主要有边葆枢、边保桱、武谦等；李慈铭、樊增祥、陶方琦之间的词唱(1876-1882？)；薇省唱和(1884-1890)，参与者主要为彭銮、端木埰、许玉瑑、王鹏运、况周颐等；王汝纯消寒词集(1890)，参与者有王汝纯、贾筱云、刘蔼如、李荫墀；王鹏运、况周颐、缪荃孙词社(1894)，凡六例。 自甲午六月迄丙申，两年半之间，京师大型词事活动有：和珠玉词(1894)，参与者有王鹏运、张祥龄、况周颐等；送志锐充乌里雅苏台(1894)，参与者有盛昱、沈曾植、王鹏运、文廷式等；继昌词社(1894？)；文廷式出都(1895-1896)；《莺啼序》赓和(1894-1895)，参与者有郑文焯、张祥龄、王鹏运、王以敏等；四印斋唱和(1895)，参与者有王鹏运、文廷式、况周颐、张祥龄、成昌、王以敏等；王鹏运消寒集(1895)，参与者有沈曾植、王鹏运、文廷式等；王况唱和(1896)；《高阳台》《八声甘州》唱和(1896)，参与者有文廷式、沈曾植、王鹏运、张祥龄、王以敏等；《秋窗忆远图》征题(1896)，参与者有王鹏运、沈曾植、王以敏等；王鹏运、王维熹兄弟和稼轩词(1896)，计十一例。 可以看出，仅甲午至丙申的两年半间，京师唱和活动的频率、词社的数量以及参与者的数量均远胜于前三十二年。其中以王鹏运、况周颐为中心的词人群体与文廷式、沈曾植等词人的交流极为频繁，直至丙申年文廷式出都方告一段落。 这样频繁而大规模的唱和，又促成了不同词人群体间的交流。 光绪时期的文人交流多以同门为基本范围，又有以乡谊结交而成的小群体。其时活跃于京师文坛的清流文人如袁昶、黄绍箕、朱福诜、沈曾植、李慈铭等俱为浙江同乡，且有同年之谊，因此屡有宴饮；朱祖谋光绪十三年(1887)服阕入都后，以同乡兼同门，与沈曾植等人时有往来；张謇入都后，也与这些江浙文人交游。另一方面，梁鼎芬、于式枚与文廷式为学海堂同学，同游于广州将军长善门下，与长善之侄志锐、志钧相善，唱和极密；又通过志锐兄弟的宗亲关系，梁鼎芬、文廷式入京后与盛昱及其周围的文人群体时有交往，常有宴集。京师除江浙、广东词人群外，还有八旗(盛昱、志锐、志钧、继昌、阔普通武等)、临桂(王鹏运、况周颐、刘福姚等)等词人群体。光宣时期其他主要的地域词人群体还有吴中(郑文焯、刘炳照、夏孙桐、费念慈、陈升、张上稣等，张祥龄、缪荃孙、况周颐、易顺鼎亦时与之)、江西(文廷式、陈三立、陈炽、王铁珊、洪汝冲、汪曾武等，王以敏亦时与之)、湖南(王闿运、陈锐、程颂万、王以敏、曾广钧、易顺鼎兄弟等)等。甲午以前，词学活动主要集中在各词人群体内部；而在甲午以后，这些群体之间开始了词学上的交流与唱和。 以目前所见文献可知，甲午年大规模的文人唱和始于志锐谪戍乌里雅苏台。是年十月初十为慈禧万寿，战事不利而仍办寿宴，清议大为不满；十三日，因有言官请下诏罪己，矛头暗指慈禧，而光绪“深韪之”(18)，帝后矛盾趋于尖锐；二十九日，珍、瑾二妃以夤缘干请事获罪。十一月初四，慈禧怒责高燮曾离间两宫；八日，明发上谕，以志锐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实同贬谪。 志锐与文廷式及学海堂诸人自幼熟识，入京后又与盛昱、沈曾植等人相善，为清流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十二月志锐出都前，京中同仁多有赠作。如十一月初八，文廷式、王鹏运、盛昱、沈曾植等宴集饯行，作《八声甘州》赠别。文廷式词为： 送志伯愚侍郎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之任，同盛伯羲祭酒、王幼遐御史、沈子培刑部作。 响惊飙越甲动边声，烽火彻甘泉。有六韬奇策，七擒将略，欲画凌烟。一枕懵腾短梦，梦醒却欣然。万里安西道，坐啸清边。策马冻云阴里，谱胡笳一阕，凄断哀弦。看居庸关外，依旧草连天。更回首、淡烟乔木，问神州、今日是何年。还堪慰、男儿四十，不算华颠。(《云起轩词》，第19a页) 文廷式出生广州，与志锐、志钧兄弟为挚友；光绪十四年(1888)为准备会试，文廷式设馆于北京志锐家，教授志锐两妹(即后来的珍妃、瑾妃)读书。文廷式与志锐既为密友，仕途也休戚相关。短短一月间，珍、瑾二妃与志锐先后获谴，文廷式心中较他人自更沉痛几分。此词上片言志锐于兵事初起时曾上书自请练兵，诏准赴热河，本期有用于时，不料却突然获谴，如一夕短梦乍醒。“梦醒却欣然”“万里安西道，坐啸清边”虽为旷达语，其中的无奈可想而知。下片想象志锐出关所看到的萧条景象，回首神州，烽烟四起，不由发出“今日是何年”的追问。结局振起，安慰志锐，犹期有所振作。文廷式与志锐志同道合，所谓“有六韬奇策，七擒将略，欲画凌烟”，又何尝不是自书己志？而志锐转瞬升沉，如一枕懵腾短梦，文廷式心中的幽愤犹疑可知矣。《云起轩词评校补编》称其“语似悲壮，而中实忧疑”，“外似闲淡，中含幽愤，时先生地位已极危，故不能直言”(《云起轩词评校补编》)，颇中肯綮。 王鹏运与文廷式并为“清季四大词人”(19)，胡先骕曾比较二人此词曰：“在文以为可乐者，在王则以为可忧。”(20)其实文廷式结句“男儿四十，未算华颠”亦不过自我安慰，未必以为可乐；而王鹏运虽以为可忧，其词后片有“愿烽车、归及中兴年”句，可见全词语虽沉痛，但仍期振作。龙榆生云：“半塘直逼稼轩，而道希径入东坡之室。其系心宗国，怵目外侮，一以抑塞磊落不平之气发之，故自使人读之神王(旺)。”(21)确为知言。 这一时期，沈曾植、袁昶等江浙文人亦与文廷式、王鹏运等人往来唱和。沈曾植于甲午前一年补总理衙门章京，译署与外事关系甚大，因此甲午间亦颇为翁同龢 倚重。沈氏与志锐为庚辰(1880)同年，彼此投契，除《八声甘州》外，又有《水调歌头》(天马控西极)、《渔家傲》(塞上秋来风景异)、《瑞鹤仙影·重送伯愚之乌里雅苏台》以及诗二首志别。盛昱词亦存于其《郁华阁词》中，况周颐《蕙风词话》“盛昱八声甘州”条曰：“此等词略同杜陵诗史，关系当时朝局，非寻常投赠之作可同日语。因亟著于编。”(22) 需要注意的是，今存诸人词集中，王鹏运于光绪十九年(1893)有赠文氏词一阕，与沈曾植、盛昱此前则无词作往来；在此次唱和后，文廷式、沈曾植加入到王鹏运的词事活动中。这是目前可知的两广与江浙地区重要词人的首次唱和与交流，以此为开端，直至民国，可见此次词唱在晚清词学交流史上的意义。同时，此次唱和的各家词作(包括沈增植的其他赠作)均明显有稼轩之风，是清末稼轩词风拔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若从唱和的词作数量与参与者的影响来看，甲午至丙申间规模最大的唱和发生在文廷式两次出都之时(23)。 中日之战因文廷式等一意主战，而有海军覆没一事。北洋为李鸿章毕生功业，因而“李鸿章恨先生(文廷式)甚，欲中以奇祸。盛伯熙知其谋，劝先生少避。先生遂有乞假南归之意矣”(24)。文廷式于乙未春乞假回乡修墓，并于四月十一日得假南归。 文廷式出都时，有感于割让台澎，有《虞美人·乙未四月，乞假出都作》。及其将行之时，同人纷纷作诗词送之。沈曾植有词二阕致离别意，文廷式作《八归·乙未四月答沈子培刑部见赠之作》以答。王鹏运作《木兰花慢·送道希学士乞假南归》赠别，文廷式因于归途中作《三姝媚》书纨扇上寄答半塘。此词王鹏运极赏之，倚调和之，复叠韵示张祥龄并寄王以敏、况周颐，又倒用文廷式韵柬丁立钧。考王鹏运今存《三姝媚》共七阕，见《味梨集》中。其六序曰：“李髯、梦湘、子苾、子培、叔衡、夔笙、伯崇皆和道希韵见贻，吟事之盛，为十年来所未有，六用道希韵答之。”(《味梨集》，第30a页)则因王鹏运寄示揄扬，李髯、王以敏、张祥龄、沈曾植、丁立钧、况周颐、刘福姚皆有和章，彼此间也互有赠答(25)，其中王以敏、况周颐词均存集中。此外，郑文焯、汪曾武于都外见文廷式词扇，亦有和作。汪曾武记曰：“途次谱《三姝媚》写纨扇寄赠知交。麇集海上，诗盟觞政，期月流连，不减宣南景象也。”(26)可见唱和之盛。 乙未五月，文廷式南下金陵，与黄遵宪、王德楷、梁鼎芬饮于吴船中，相约“各抚《贺新郎》词，以志悲欢”，并有《吴船听雨图》记之，又联句填《摸鱼儿》一阕；同年闰五月又集中山，彼此有诗作相赠。梁鼎芬《贺新郎》词今不见于集中，文廷式二阕，黄遵宪、王德楷各一阕，皆存各家集中。甲午战起时，文廷式于九月间曾举荐裕庚、徐建寅、黄遵宪三人。黄遵宪于新加坡总领任上被召回国，乙未五月间正在江宁洋务局总办任上。文廷式赠黄遵宪词，全篇用《离骚》意，表达了“留取荆轲心一片，化虫沙、不羡钧天乐”“吾与重华游玄圃，邅回车、日色崦嵫薄”的慷慨报国、上下求索之意。黄遵宪答词亦与之“相约须臾毋死去”，引为同志。赠梁鼎芬之《贺新郎》下片“黄竹歌成苍驭杳，怅天荒、地老瑶池宴”(《云起轩词》，第23a—25a页)句，则化用白居易《八骏图》：“瑶池西赴王母宴，七庙经年不亲荐。璧台南与盛姬游，明堂不复朝诸侯。白云黄竹歌声动，一人荒乐万人愁。”(27)“瑶池宴，指太后也”(《云起轩词评校补编》)，对慈禧“一人荒乐万人愁”之举颇致嘲讽。 甲午战败后，在京师活动的康有为一党开始与具有维新要求的清流合作。文廷式乙未七月回京销假，在翁同龢、李鸿藻等人暗中支持下，与康有为、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王鹏运、丁立钧、袁世凯、杨锐、张孝谦、徐世昌、张勋等筹办强学会，九月中旬正式成立。强学会参与者不惟清流、康有为一派的维新人士，还有张勋、袁世凯等时务派，以及张之洞一系(28)，是一个图强自救的政治组织，在当时极有影响力。 京师强学会成立之后，康有为又赴沪成立上海强学会，在张之洞、陈宝箴等人默许下，黄遵宪、张謇、王德楷等均预其事。湖南等地也纷纷效仿。声势之大，朝中为之侧目，遂有十二月杨崇伊弹劾强学会，请饬严禁事(29)。次年二月，杨崇伊再参文廷式，二月十七日即有明发谕旨，将文廷式革职开缺，永不叙用。《花随人圣庵摭忆》“文道希被逐始末”条言此事甚详，文长不录。 文廷式出都后，丙申七夕前三日，王鹏运、沈曾植作《高阳台》托艳词以怀之并寄文廷式。文廷式得信在重阳，作《高阳台·和半塘乙盦韵却寄》，汪曾武亦有和作。是日王鹏运又有《八声甘州·九日柬梦湘有怀道希、子苾》一阕，王以敏和之并叠韵寄张祥龄。《高阳台》四阕均借男女情事咏君臣遭际，叶恭绰即言：“此名为艳词，实全咏时事，不久沈、王亦先后出都，盖深慨时事之不可为也。”(《云起轩词评校补编》)是极为典型的寄托之作。如沈曾植《高阳台》词，起句为“借月湔愁，笺天诉梦，碧城十二星期”(30)，点明为咏牛郎织女一年一会所作，实则别有寄托。李商隐《碧城》(其一)首联“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碧城十二”正是西王母所居之处，沈曾植此处引用，隐喻此梦与西王母之阻隔有关；若以时事言之，暗指西后擅权，遂有君臣暌隔之事。此词虽关寄托，但纯以男女情爱言之，缠绵瑰丽，既借鉴了李商隐奇丽之风格，又有沉着厚挚之处，时人极称赏之。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咏沈曾植》(其一)有“歌哭无端赖自持，湔愁诉梦有谁知”(31)之语，即出此词。 甲午时期清流的政治活动直接促成了不同词人群体之间的大规模唱和。参与者不仅皆为清流群体中的重要人物，亦兼为其时第一流的文人。职是之故，这些词作不仅堪称词史，且避免了唱和词“强己就人”(32)的弊端，又往往有屈宋之意、风骚之旨，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由上文可以看出，甲午及其后京师的多次大规模唱和，王鹏运均参与其中并为唱和的主要人物，王鹏运在这一时期的词学地位可见一斑。同时，甲午政局所造成的词人群体的变动，亦直接促进了以王鹏运为中心的临桂词派在京师的崛起。 作为临桂词派的早期领袖，王鹏运自同治十三年(1874)起便供职内阁，为薇省前辈，在京三十余年，与京中文士往来密切。光绪十六年(1890)《薇省同声集》刻成，广为流传，次年端木埰病逝，其时王鹏运在京师词坛已有极大影响。其后王鹏运与友人间小规模的唱和往往有之，如光绪十八年(1892)况周颐、刘福姚过四运斋的唱和等。而甲午以后的京师大型唱和，王鹏运均与其间，可见此时王鹏运已成为京师词学活动的主要发起者与参与者。 丙申春，文廷式获谴。至此，除维新一派外，广东主要词人均已离开京师。随后朱祖谋入京，与张仲炘、高燮曾等人参与到王鹏运组织的词社活动中，临桂词派的主要词人均活跃于词坛，词风亦开始形成并固定，王鹏运的主盟地位亦在这一时期词人频繁的交流与变动中得以奠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