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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美学是伴随着审美现代性、艺术自律、文化变革、反思历史等历史文化背景产生和发展的，并以个体启蒙和主体自由的价值维度贯穿于“五四”时期和80年代的新时期，分别以潜在的理论话语和显性的学科形态完成了美学的“现代性”进程。但与此同时，文艺美学的发展也面临着更为强劲的挑战，从全球的文化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已经以风起云涌之势席卷了整个文化界，作者之死、延异互文、主体间性、播撒星丛、大众传播、影像传媒、地缘政治、日常生活、平面解构、文化工业、身份认同、权力话语等等都已经完全解构了前现代和现代时期的精英化原则和学科自律原则，美学也再次“播撒”并“渗透”进消费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从“文章千古事”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历史叙事。而在此全球化、市场化和生活化的场景中，美学的发展问题，艺术与生活的界限问题以及文艺的出路问题等再次被提上了日程，并且引发了众多理论家的关注与思考。而此种历史语境给文艺美学的发展也带来的崭新的契机，审美经验和审美体验的美学方法以及主体自由的价值论原则在后现代时期依然能够焕发强大的作用，感性的原则通过调整和整合，能够剥离审美主义的弊端，再次进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带给后现代美学的“敞亮”。同样，美学和文艺美学也应当从狭隘的文艺阐释和审美自律中解放出来，从而面对更为宽泛的文化场景。从日常生活的装修设计，到街头的音乐狂欢；从地缘政治的文化关照，到生态属性的大地艺术，这些都可以实现美学层面的阐释和主体与实践之间的解放。整个社会生活已经走向了全面审美化的时期，并且从精英的话语转向了各个阶层的感性体验。“美学已经失去作为一门仅仅关于艺术的学科的特征，而成为一种更宽泛更一般的理解现实的方法。这对今天的美学思想具有一般的意义，并导致了美学学科结构的改变，它使美学变成了超越传统美，包含在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和伦理等之中的全部感性认识的学科”[23](P2～6)，而与此同时，在市场化和生活化的场景中，美学“形而上”思索的空间更为窘迫，而感性化的身体经验则构成了主要的审美表征。比如影像传媒就通过直观的形式，“震惊”着接受者的感观；消费伦理下的身体表达也更加舒张，很难分清审美与功利性之间的界限，“这种虚拟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晰度。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淫画)，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和染色体组)”[24](P8)。此种由虚拟和平面带来的身体快感，都成了后现代时期另一种感性体验的形式。而文艺美学所要做到的，恰恰是从以往的精英式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分析和阐释中，进一步扩展至众多个体的审美经验之上，以期发现后现代主体的自由生存问题。“通过对身体和其非言语交际信息的敏锐关注，通过身体训练的实践，一个人可以通过再造自我来发现和拓展自我知识。这种对自我知识和作为转换的追求，可以构成一种越来越具体丰富的、具有不可抵制的审美魅力的哲学生活”[25](P202)，从此维度来讲，审美经验和日常经验之间构成了如杜威所阐释的相互融合与相互影响的“延续关系”[26](P337)。日常经验不仅仅包括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桃色小报、爵士音乐等流行文化和时尚文化，更是也包含了音乐、绘画、雕刻等本身即影响人们生活的艺术活动。而主体的审美经验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并建构，开掘出艺术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那么由身体为核心的感官快感、审美快感、道德快感等都内蕴在主体心灵的审美体验之中，在“瞬间”和“活跃”的后现代语境下完成了美学的转向，“审美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首要策略”[27](P13)。由此，文艺美学的感性原则、体验性原则在后现代时期再次得以彰显，并且呈现出更为豁达和广阔的美学面貌，也延续了审美现代性从“启蒙”到“敞亮”的人学线索，从而使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继续得以深入。如果说“五四”时期和80年代的文艺美学在西学的影响下，建构起了具有启蒙和理想色彩的理论大厦，而90年代以后的新世纪则将思辨的论证和文化的阐释在主体的解放语境中获得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高雅与通俗的结合点。它们之间依然有着内在的联系，只不过从以往精英主义的人文话语和启蒙姿态、转向了审美文化的自由自觉，美学阐释者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但其内核与价值论却一以贯之，而且此时的文艺美学甚至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比如在“文艺美学”何为的价值追问中，80年代的文艺美学还是采用精英式的、超验的回答将其归结于人生境界的超越之中；而在后现代语境中，则以现实的形式直接触碰到个体的日常审美经验之中，文艺美学的价值正是主体日常生活意义的显现，这就比传统的定义更为平实和普泛。“不通过艺术，对象的意义是晦暗的、不发达的、受限制的、受抗拒的，只有通过艺术，它才明朗了，集中了，但不是依靠对对象的苦心思索，不是依靠进入纯粹的感觉世界，而是依靠创造一个新的经验。”[26](P355)其实，审美文化给予了文艺美学更为广阔的人学空间，并促使其跳出形而上的本质论范畴，以文化批判和审美观照的方式关注生活中的审美以及生活中主体的生存状况，时刻提醒人们在科技理性和大众传媒中保持美学心灵化、精神化的人文向度，这也是审美现代性的启蒙话语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变形”与维持。其次，文艺美学作为大众文化审美批判理论，消泯了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话语裂痕，在一定层次上弥补了80年代末期“美学热”被边缘化的结果，使得美学在新世纪继续焕发出活力。众所周知，无论是“五四”时期的美学启蒙运动还是80年代的“美学热”，美学家和知识分子都充当了精英式的启蒙者角色，秉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大夫”精神。无论是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反思与批判，还是对“大写的人”的憧憬与向往，都是试图通过美学的策动、传播、接受和改造的路径，实现人学意义的现代性启蒙，具有深刻艺术和历史内涵的高雅文化就占据了一定的地位。知识分子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的重新获得也促使了其理想主义的探索，“我们大多是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届学生，带着对国情民意的了解及体验感情，大多选择了人文社会科学。我们希望以学术更深刻地把握包括自己经历在的国家与民族的道路，因此，学术对我们既不是无奈的生存工具，也不是概念游戏。……我们同时以超越世俗(庸俗)价值的高尚意义境界为生活目标。这一境界在我进入学术后指认为‘美’”[28](P51)。而伴随着市场伦理的不断发展和学术机制的不断凸显，市民阶层和消费文化逐步占据历史地位，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规训构建新的赎买和交换的关系，精英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沦落至边缘化的地位，这也正是80年代后期“美学热”降温和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而文艺美学的实践性与人文性品格，也必须消泯自身的精英化姿态，以平等对话和自由交流的态度重新介入审美文化的语境之中，发掘大众生活中的美学经验和感性体验，从而重新获得历史的合法性价值。这样，美学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话语，而是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之中，从而给每个生存主体以世界的心灵安慰和感性关怀，“像是一个精神分析家或牧师，关心着被现代化潮流淹没的形形色色的主体，不断地为生存地危机和意义的丧失提供某种精神的慰藉和解释，提醒他们本真性的丢失和寻找家园的路径”[29](P71)。总体而言，文艺美学的形成于五四时期并且在80年代得到进一步明确和成熟的理论品格与价值理念，在后现代审美文化语境中得到贯穿和自由，通过“拯救感性”和人文话语坚守了主体精神世界的可贵，保持了一份对文化批判的清醒和现代性变革的张力。毫无疑问，文艺美学的人学向度、审美启蒙与美学意识形态属性，将成为当今学科发展的关键，也构筑了从历史到当下的、一脉相承的叙事体系。未来的中国审美文化将会在国家意识形态规训、文化工业与市场消费伦理和后现代的主体自由等三方面场景中协调展开，文艺美学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与文学和美学的自由性、审美性、个体性和意识形态性天然所天然决定的，更是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和美学的流变无法分开，“审美具有中转或传递机制，通过该机制理论被转化为实践，换言之，美学是道德意识通过情感和感觉以达重新表现自发的社会实践之目的所走的迂回道路。”[20](P29)文艺美学也终将在大众审美文化的历时进程中，为主体存在意义的澄明和生存价值的体现找到一条永恒的精神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