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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待启明与表现主义 布洛赫的这种艺术乌托邦思想向内指涉到主体的自我相遇，向外在表现主义中得到系统的表达。布洛赫不但积极参与并引导20世纪初期的表现主义论争，旗帜鲜明地支持布莱希特等人的先锋派实验文学，他自己还使用表现主义的手法撰写了大量著作。表现主义为布洛赫的艺术乌托邦思想提供了极佳的注脚。布洛赫曾经很明确地表示，艺术作品在当今的机器时代早已不是“艺术装饰”(objets d’art)，它成了“表现，或者说对本质可见—不可见(visible-invisible)的探究”。(19)通过艺术中的表现主义，布洛赫意在“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人”和“一种新的感性”(20)。当然，布洛赫版本的表现主义是他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遗产思想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核心是具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人文主义文化批判。表现主义，这一最早出现在欧洲绘画领域的术语，其本质是彰显现代工业文明去魅化进程中人的异化与主体性的丧失，赫尔曼·巴尔将表现主义定位为人类对自我的追寻，“是灵魂与机器的斗争”。(21)从这个意义上看，期待启明与表现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找到契合点。首先，两者都是一种灵魂的内在性诉求，它们需要人类反观内心；其次，两者都皆源于西方思想遗产，经由布洛赫创造性的挪用和改写，筑自己的块垒；第三，布洛赫对这两个概念的运思，始于美学领域，并逐渐与哲学、与现实融合，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22)；最后，期待启明和表现主义蕴含着饱满的艺术乌托邦的种子。布洛赫在文化的每个领域都在寻找乌托邦的踪迹，因为“‘世界的奥秘’在每个地方都留下了踪迹”(23)，布洛赫希望在寻得这些踪迹后赋予其尚未的意义，正如本雅明的《单行道》(One-Way Street)和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一样，布洛赫在他的《踪迹》一书中使用了大量的表现主义写作手法，希冀从侧面打破充满异化的世界，使人重新回归其本真的涵义。这也是布洛赫终其一生所探索的问题，即人类思想的深层机制。康德很早就把启蒙的实现界定为人类主体性的成熟，但布洛赫认为人类的主体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人类的这种未成熟的蒙蔽最终导致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理解的“粗糙”(24)，使得最根本的异化问题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25)。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解决这一个问题的途径就是实现“期待启明”，而观察和论说期待启明最好的(但不是唯一的)切入点是表现主义。 当今的后工业社会以多种方式影响着艺术的演绎(artistic rendering)，艺术演绎不仅是主体性的实验，它还需要满足“某种既定的、被诅咒束缚的现实的要求”；这种艺术演绎一旦实现，我们的世界便与“希望交融”(26)。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秉持这种希望并不意味着抛弃舒适的物质生活，正如布洛赫所言，“只有当所有的客人都在餐桌旁就座之后，弥赛亚、基督才能降临”(27)，即使把布洛赫艺术乌托邦置于具有强烈现实关注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即使展现出启明的形式，且所期待的东西完全实现，也只是自由生活、幸福生活……的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