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诗学应当有别于当下西方流行的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它既要从内容层面研究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更要关注从形式层面研究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巴赫金研究民间狂欢化对文学的影响主要是从小说体裁人手，他把小说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力图从文化史的广阔背景，特别是从民间文化的广阔背景来寻找小说发展的历史规律，来把握小说体裁的特征。他在从历时的角度阐明古希腊罗马庄谐体文学和后来的狂欢体小说同民间狂欢化文化的深刻联系之后，又从共时的角度深入探讨小说体裁的特性和民间狂欢化文化的深刻联系。他的研究为小说理论研究作出了令人叹服的富有独创性的贡献，也为文化诗学研究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范例。 从传统的眼光来看小说是低下的体裁。可是巴赫金在研究文学时却偏偏看重小说体裁，他看重的是民间狂欢化文化给小说体裁带来的生命活力。同时，也试图通过小说研究向主要以史诗和悲剧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传统诗学提出挑战。在他看来，小说是一种文学体裁，也是一种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的力量。 巴赫金认为，小说体裁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1．未完成性和反规范性。巴赫金指出研究小说体裁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因为小说……是在早已形成和部分地已经死亡的诸多体裁中唯一一个处于形成阶段的体裁”[1]。 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其他体裁，如史诗、悲剧，都有自己的程式，都有自己稳定不变的骨架，而很少可塑性。而小说则不同，从小说史来看，小说只有典范的作品，却没有固定的体裁程式。文学理论对付其他体裁是“信心十足，切中要害”的，可是只要一碰到小说，就表现得束手无策，结果只好像巴赫金所说的给种种小说体裁特征加上“附加保留条件”，例如，小说是多布局的体裁，但也存在单布局的小说；小说是要有情节的，但也存在淡化情节的小说；小说是散文体裁，但也存在诗体小说。这样一来，种种小说“体裁特征”就被研究者所附加的保留条件化为乌有了。 巴赫金认为，“小说从本质上说就不可用范式约束”[2]。在某些时代，正统文学中的所有体裁都相互补充，整个文学是一个多种体裁汇合的和谐的整体，而小说却不进入这个整体，不参加到各种体裁的和谐生活中去。有意思的是，小说体裁不仅同其他体裁不和谐，而且从创作上和理论上对其他体裁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在18世纪，伴随着新型小说的出现，小说家们阐明了自己对小说体裁的看法和要求，而这些看法和要求都是同史诗和悲剧固有的规范相对立的：如小说不该具有其他体裁所固有的“诗意”；小说主人公不该是史诗和悲剧意义上的“英雄”人物，而应该把正反、高低、庄谐融为一体；小说主人公不该是定型不变的，而应该是成长和变化的；小说在现代世界所起的作用应该像史诗在古代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对小说的要求一方面是对其他体裁和它们对现实态度的原则性批判(矫揉造作的英雄化、程式化，狭隘而无生气的诗意，情调单一而且抽象，主人公定型不变)，另一方面则是小说自我认识的一种表现。 2．时代性。巴赫金明确指出小说体裁的未完成性是源于它同没有完成的、正在形成的现代生活的密切联系，“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对小说起着决定的作用……小说是处于形成过程的唯一体裁，因此它能更深刻、更中肯、更敏锐、更迅速地反映现实本身的形成发展。”[3]巴赫金指出，小说“是世界历史新时代所产生和哺育的唯一一种体裁，因此它与这个新时代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4]。这个时代在希腊罗马古典时期同希腊化时期相交之际。到了新时代，新世界则是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多语世界和多语现象的出现，他说：“新的文化意识和文学创作意识，存在于积极的多语世界中。世界一劳永逸变成多语世界，再无反顾。不同民族语言闭目塞听，不相往来的共存阶段，宣告结束了。”[5]拿小说同史诗作比，史诗所指示的世界归属于绝对过去的时代，归属于包括民族根基和高峰在内的过去，而小说面对的则是现代的生活现实。过去与现代不仅是时间范畴，而且是价值范畴，史诗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而小说要肯定的是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现代。同时，史诗是依靠记忆而不是依靠认识，而关于过去的传统是神圣不可改变的。小说则与史诗相反，渊源于现实生活，依靠经验、认识和实践。巴赫金指出，“要在自身和自己同时代人相一致的评价水平和时间层面上描绘事件(因此也就是在个人经历和虚构的基础上描绘事件)，就意味着实现根本的转变，从史诗的世界跨进小说的世界。”[6] 3．杂语性。巴赫金认为杂语性体现了小说体裁的本质，而杂语性又同时代性相联系的。小说体裁的出现和发展，是同社会的转型，语言和思想的稳定体系解体相联系的。拿小说同史诗比较，史诗是单一语言的，统一语言的，而小说的出现和发展则是以社会性的杂语现象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在统一的民族语言内部实际上是分成各种社会语言、职业行话、各种文体的语言、各种年龄的语言、各种政治语言。这种语言的内在分野就是小说体裁存在的条件。其中每个小说统一体都有多种社会声音以及多种声音之间的联系。具体来说，小说是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把社会杂语艺术地组织到作品中，并用以折射作者的创作意图的： 一是语言的混合。这是两种社会性语言在一个表述范围内的结合，这种语言的混合，在表面上看来是两种语言的混合，而其背后则是两个意识、两个声音、两个语调，甚至是对世界的不同观点。这种语言混合，自然产生语言内在的对话性。 二是引用叙述人的语言和主人公的语言。引用叙述人(或假定作者)的语言也是引进和组织杂语来折射作者的创作意图的主要形式。叙述人的视角有积极的作用，它能使描写对象呈现出新的侧面，作者既不在叙述人的语言中，也不在通常的标准语中，它在自己作品的每一个因素中都充分利用不同语言的这种相互呼应和相互对话，展示自己的意图。小说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主人公的话语是用人物语言讲出的他人话语，这也可以折射出作者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作者的第二语言。 三是插进不同的体裁。巴赫金指出：“长篇小说允许插进来各种不同的体裁，无论是文学体裁(插入的故事、抒情剧、长诗、短戏等)，还是非文学体裁(日常生活体裁、演说、科学体裁、宗教体裁等等)。从原则上说，任何一种体裁都能镶嵌到小说的结构中去；从实际看，很难找到一种体裁是没被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插到小说中去的。”[7]这些插进小说的体裁都给小说带来自己的语言，因此就分解了小说的语言统一。 巴赫金认为不管用什么形式引进杂语，都会形成一种双声语，一种内在的对话性。在小说内部包含着潜在的对话，究其本质是两种语言、两种声音和两种世界观的对话。他指出：“如果说诗歌理论的中心课题是诗歌形象的问题，那么小说理论的中心课题便是多种类型的内在对话化的双声语问题。”[8] 上面比较具体地分析了小说体裁所具有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小说体裁的特征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巴赫金认为它同民间文化、民间狂欢化文化、民间诙谐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他认为，“狂欢化有构筑体裁的作用。亦即不仅决定着作品的内容，还决定着作品的体裁基础”[9]，它具有构成新文体的力量。巴赫金认为，小说作为一种体裁的某些因素“早已开始酝酿”[10]。他说：“小说恰恰是形成于这样的过程之中：史诗中的那种间距被打破了，世界和人获得了戏谑化和亲昵化，艺术描写的对象降低到现代生活的未完结的日常现实。”[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