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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特性和民间文化(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程正民 参加讨论

    民间狂欢文化如何具体影响小说体裁的形成,巴赫金谈到了以下三个方面。
    1.亲昵和笑谑。在民间狂欢中有亲昵、插科打诨、俯就、粗鄙等狂欢式的范畴。亲昵化对小说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缩短了史诗和悲剧中存在的距离感,使内容转入亲昵气氛之中;二是决定了作者对主人公态度的亲昵感,这在崇高体裁中是不可能的;三是民间亲昵不拘的语言对小说语言的形成也有重要的作用:上面所谈到的小说体裁的杂语性恰恰是同民间狂欢化文化所具有的亲昵性相联系的。在欧洲文学史中,“狂欢化也一直帮助人们摧毁不同体裁之间、各种封闭思想体系之间、多种不同风格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狂欢化消除了任何封闭性,消除了互相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这就是狂欢化在文学史上的巨大功用之所在。”[12]
    同亲昵相联系的是笑谑,巴赫金认为民间笑谑是小说的民间文化源泉,民间笑谑对小说语言的产生有重大意义。正是民间笑谑作品直接产生了作为小说的前身的古希腊罗马的庄谐体文学,形成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他认为“笑谑具有把对象拉近的非凡力量,它把对象拉进粗鲁的交往领域中……笑谑能消除对事物、对世界的恐惧和尊崇。变事物为亲昵交往的对象,这样就为绝对自由地研究它作好了准备。没有无所畏惧的前提,就不可能有现实主义的认识世界,而笑谑便是创造这一前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13]
    2.讽刺性摹拟。在狂欢式中,讽刺性摹拟应用极广,不同的形象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相互摹拟讽刺,很像哈哈镜把人或拉长,或缩短,或扭曲,巴赫金认为史诗和悲剧这种单一的体裁同讽刺摹拟格格不入,而小说这类狂欢化体裁则“本能地蕴含着讽刺性摹拟”,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实际上对一切都进行讽刺性摹拟”,“它是一切狂欢化了的体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14]。讽刺性摹拟对小说体裁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是造成小说语言双声化。在讽拟体的小说语言中,不可能出现不同声音融为一体的现象,而是各种声音各自独立,作者要赋予他人语言一种意向,同那人原来意向相反:这样一来,小说语言就出现了双声现象,出现了内在双语的现象。这种现象对小说体裁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巴赫金说:“在一部作品中能够并行不悖地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各自都得到鲜明的表现而绝不划一,这一点是小说散文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小说体与诗体的一个深刻区别就在这里。”[15]
    二是造成小说体裁本身的不断发展,巴赫金说,“对直接体裁的和风格的讽刺性模拟,在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小说的发展阶段,充满对所有崇高体裁的讽刺摹拟,而这种讽拟体正是“小说的先兆、同伴,也是一种特别的草图”[16]。在小说发展史上始终贯穿着对力求模式化的小说施以模拟和滑稽化,例如讽拟骑士小说,讽拟巴罗克小说,讽拟牧人小说,讽拟感伤小说等等。也正是在讽刺模拟的土壤里产生了一批批狂欢化程度很高的伟大小说。
    3.小丑、傻瓜和骗子的形象。在民间狂欢节上,小丑、傻瓜和骗子的形象是常见的,这些形象从狂欢广场走近小说,对小说体裁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巴赫金从这些形象的特殊功能出发,认为关键是要研究他们在小说中的特殊功能。他说:“是骗子、小丑、傻瓜开始了欧洲现代小说的摇篮时期,并且把自己的小帽和玩物丢在了摇篮的襁褓里。”[17]在狂欢广场上,这些人物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他们处在生活和艺术的临界线上。他们进入小说后又在自己的周围形成特殊的世界。这些人物形象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这些人物带给文学的,是同广场戏台,同广场游艺假面的重要联系;第二,这些人物的存在,本身便具有转义而不是直义;第三,他们的存在是另外某种存在的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反映。小丑、傻瓜和骗子是一种面具,是世界中的外人,他们是以一种特殊的眼光来看世界。任何人生处境都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看出每一处境的反面和虚伪。
    那么,这些人物形象进入小说之后,对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呢?
    首先是影响到小说作者的视角。小说作者对所写的生活的立场远比史诗、戏剧和抒情诗的作者复杂,“因为需要有一个某种重要的非杜撰的面具,它既决定作者对所写的立场(即他作为个人是怎样、从哪里观察并揭示全部这种个人生活的),又决定作者对读者对公众的立场(即他以什么人的名义站出来‘揭露’生活,如作为法官、检察官、‘书记官’、政治家、传教士、小丑等等)。”[18]恰恰是在这里,小丑和傻瓜的面具帮了小说作者的忙,他们既不是杜撰的,有深厚的民间根基,同时他们又是作为世界的外人,能够从独特的角度来揭示世界。
    其次是影响到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巴赫金指出:“有些稳定不变的民间脸谱角色,曾在小说发展的所有重要阶段上(古希腊罗马的庄谐体裁、拉伯雷、塞万提斯),给小说人物形象的形成以巨大的影响。”[19]他又说:“史诗人物的那种完整性,到了小说产生分裂,……如人的内心和外表之间出现严重分歧。其结果,人的主观性成了体验和描绘的对象(起初是以戏谑、亲昵的态度描绘的)。这样,描写的方面便产生了特殊的差别:一方面是写自身感到的人,另一方面是写他人眼中的人。史诗(以至悲剧)人物的完整性在小说中就这样解体了,与此同时又在人类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开始酝酿人的一种新的复杂的整体性。”[2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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