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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古代中国文学史上，原本在女性写作中就不可多得的女性批评，因种种缘故多有丢失或被遮蔽。汤显祖时代，有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尤其酷嗜《牡丹亭》，不但悉心捧读，而且饱研丹砂，蝇头细字，密密批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这个闺中女子“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乃至为丽娘故事“惋愤而终”(事见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张乃汤显祖同时代人，彼此多有书信往来)。《牡丹亭》剧作者得知此事后，动情地写下《哭娄江女子二首》，诗云：“昼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娄江乃今江苏太仓，聪秀的俞家女子以心血批注的《牡丹亭》，不见传本，甚是可惜。为此，清代顾姒叹曰：“百余年来，诵此书者如俞娘、小青，闺阁中多有解人……惜其评论，皆不传于世。”(《三妇评本牡丹亭跋》)历史上，导致女性从事文学批评者有限以及女性的批评“不传于世”的因素甚多，但下述两点，无疑与男性中心社会的抑扬有关。 一是对女性才能的怀疑。女性才能在男性化的历史叙述中，向来是一个令人疑惑的存在。有两句流行的话从正、反两方面指证着这点：一是贬语“头发长，见识短”，这是对女性才能的直接否定；一是褒语“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以表面褒扬方式来达到对女性才能的间接否定。在男主女从社会中，男子垄断文化而女性不得染指被视为天经地义，“通文墨”从来属于男性专利，那是他们立身处世、闯荡天下、入仕求官、光宗耀祖的“敲门砖”；这“砖”对于家门内“从父”、“从夫”乃至“从子”的女子们当然用不着，古语所谓“聪明男子做公卿，女子聪明不出身”，即是这种现实写照。连身为女性的汉代班昭在《女诫》中也说：“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准此，“妇道无文”，远离文章远离写作是女儿家的本分。生来“弄瓦”的女子命定该在家中成天围着灶台转，她们除了做“懵妇人”(如冯梦龙抨击“无才是德”时所言)，还会有多大能耐呢？中国古代文艺史上，尽管也有像陶贞怀这样的女作家在《天语花》自序中就弹词创作发表过“感发惩创之义”的文艺观点(这种观点不比那些高谈“文章乃经国之大事”的男儿们差)，但总的说来，在性别观念刻板化的世俗眼光下，即使有不寻常的笔墨或言论出自“第二性”，也往往影响范围有限，更有甚者，还会被疑心为另有暗中捉刀之人，如清凉道人《听雨轩赘纪》中所言。有感于此类现象，高彦颐谈到中国古代女子剧评时指出：“《牡丹亭》的读者和评论者是经常受到怀疑的，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最初便是出于谈则的谦逊，而在其丈夫吴人的名义下于私人间流传的。重新在三妇名下发行，便遭遇到了不信任。吴人为三妇提供了一个详细的辩护，但也承认拿不出书面证据。他解释，在两次不同的偶然事件中，陈同和谈则的手稿都毁之一炬。厌烦了对三妇文字真实性做无休止的辩解，他便听任了永远不能说服每一个人这样的事实存在……”(18) 二是对女性写作的排斥。在男性主流社会语境中，女性写作为女才的体现，总体上不但得不到鼓励，而且要受到排斥。在封建时代官方力倡理学的背景下，女儿们以大胆言“情”的目光赞美《牡丹亭》，这毕竟是有离经叛道色彩的。当年，对吴人刊印三妇评论，就有人说三道四：“康熙间武林吴吴山有《三妇合评牡丹亭》一书……鄙见论之，大约为吴山所自评，而移其名与乃妇，与临川之曲，同一海市蜃楼，凭空驾造者也。从来妇言不出阃，即使闺中有此韵事，亦仅可于琴瑟在御时，作赏鉴之资，胡可刊版流传，夸耀于世乎？且曲文宾白中，尚有非闺阁所宜言者，尤当谨秘；吴山欲传其妇之文名，而不顾义理，书生呆气，即此可见也。是书当以不传为藏拙。”(19)在道学家的诫尺下，“有非闺阁所宜言者”的女性评论被视为违逆妇道的不良产品，其丈夫刊印她们的评论也是悖礼之举；即使退一步讲，女性作为跟“家门外”社会绝缘的“家门内”群体，其写作也不过是“家门内”的消闲之物(所谓“绣余之作”)，若跨出闺阁绣楼拿到“家门外”去广泛传播是万万不可以的。在权力话语的主宰下，男性化书写对女性笔墨的覆盖乃至删节，导致女性其人其作在历史上总是载之甚略乃至湮没不彰，对此不满的清代陈芸在自序《小黛轩论诗诗》中就指出：“嗟夫！妇女有才，原非易事，以幽闲贞静之枕，写温柔敦厚之语，葩经以二南为首，所以重《国风》也。惜后世选诗诸家，不知圣人删诗体例，往往弗录闺秀之作。”(20)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古代文学史上。“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鱼玄机《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朱淑真《自责》)，古人这几句诗，从受压抑的女性心理角度讲述出女性写作受拒斥被边缘化的状况。 回眸百年中国现代史，你会发现，以女性创作为视点的“中国女性文学史”已出版多部，但迄今尚无一本“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史”。其中缘由何在，从事文论研究和性别研究的学人们应该好好琢磨。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原因，若是再作深入透视，对女性批评史的关注之所以远远迟于对女性创作史的关注，恐怕跟社会观念上某种将男女二分绝对化的性别本质主义(gender essentialism)成见亦不无瓜葛，这就是所谓男子代表理性而女子代表感性，男子擅长逻辑思维而女子偏重情感体验。这种人为的划分，并非基于平等意识，而是带有等级制色彩的，犹如世界各地谚语“好女人没有大脑”(荷兰)、“女人只有半边大脑”(阿拉伯)、“铜头男子胜过金头女子”(哈萨克)、“智慧于男人，好比情感于女人”(日本)等等所言(21)。文学批评话语，文学理论构建，主要涉及理性思维、逻辑论析，在排斥“第二性”的传统社会观念中，此乃男子汉大丈夫所擅长的，所以文学批评史理所当然地要奉他们为主角；至于女子，大多数由于性别预设和教育分工而过早闭塞了她们这方面才能，即使少数人有此言说和声音，要么被视为对男性话语的鹦鹉学舌，要么被看作人微言轻而不登大雅之堂，被权力话语划归另类阵营的她们自然进入不了史家笔下的文学批评正史。这种情况不免使人联想到自然科学领域，当代女性主义科学批评运用“gender”概念考察和反思科学话语中的性别轨迹，质疑了主流科学的男性化倾向，分析了阻碍女性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原因，发现历史上流行一种建立在两性等级制上的二分法，即把理性与情感、智慧与自然等对立起来，并在隐喻结构中将理性、智慧归结为男性的而将情感、自然归结为女性的。按照性别批评，这种基于性别成见的本质主义两分观务必受到批判，这种把认知才能仅仅标榜为“男性思维”的偏见也务必唾弃，因为科学研究没理由在性别上设防，这里本该是“男性和女性共同施展各自认知才能的领域”(22)。今天，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同样需要这种以质疑主流化男性传统为前提的重新认识、叙述和书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