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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但有女性从事创作，而且有女性染指批评。作为批评家，“第二性”也有出色贡献。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胡文楷编著)，收录“自汉魏以迄近代，凡得四千余家”，即为我们提示了这方面重要信息。戏曲批评方面，据研究者统计，经明清妇女评论的剧作已知有28种，其中尤以《牡丹亭》着墨最多，成就和贡献也最大④。汤显祖这部闪耀着人文光辉的剧作自诞生起，就赢得红粉知音青睐，“闺阁中多有解人”。明末建武女子黄淑素在《牡丹亭记评》中写道：“《西厢》生于情，《牡丹》死于情也。张君瑞、崔莺莺当寄居萧寺，外有警寇，内有夫人，时势不得不生，生则聚，死则断矣。柳梦梅、杜丽娘当梦会闺情之际，如隔万重山，且杜宝势焰如雷，安有一穷秀才在目，时势不得不死，死则聚，生则离矣。”这位女评论家将《牡丹亭》和《西厢记》对比，如此解读《牡丹亭》剧中情可使生者死、死者复生之叙事，别具慧眼。剧中，杜丽娘死而复生之初，柳梦梅迫不及待地要与之交欢，被前者委婉拒绝。柳以日前的云雨之情相讥，丽娘解释说：“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她再三表白自己依旧是豆蔻含苞的处女之身。黄淑素指出，“丽娘既生，厥父尚疑其为鬼，先生造意，岂独以杜宝为真迂呆哉？非也，总以死作主，生反作宾也”，认为这种“死作主，生作宾”的写法，正反映出杜丽娘还魂后在现实中所遭遇的矛盾与尴尬。一般说来，女性读《牡丹亭》，多不免聚焦在跟个人身世和女性命运相关的“情爱”二字上，但也不限于此，黄淑素评论就还涉及该剧结构主线、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和语言等，其曰：“至于《惊梦》、《寻梦》二出，犹出非非想；《写真》、《拾画》，埋伏自然；《游魂》、《幽媾》、《欢挠》、《盟誓》，真奇险莫可窥测；《回生》、《婚走》，苦寓于乐，生寓于死，其白描手段可乎……”⑤又，清代安徽女子程琼亦醉心汤氏此作，尝自批《牡丹亭》，名《绣牡丹》，后来她与丈夫合作的签注、评点本《才子牡丹亭》(重刻时又名《笺注牡丹亭》)即以此为底本，事见史震林《西青散记》卷四。在《批才子牡丹亭序》中，她说：“我请借《牡丹亭》，上方合中国所有之子史百家，诗词小说为縻，以饷之。”《才子牡丹亭》的评点文字在篇幅上超过《牡丹亭》原剧五六倍，全书引述广泛，涉及诗、词、曲、小说、佛老、医学、风俗、制度等方方面面，尤其是对“情”、“色”的思考和大胆议论，表现出不寻常的批评意识。“秀外慧中”(《西青散记》评语)的程琼深知《牡丹亭》是女儿们所爱，她说“作者当年鸳鸯绣出从君看，批者今又把金针度与人矣”⑥，希望借此评点来帮助女性读者理解作品。有研究者指出，该书堪称古代戏曲第一奇评，尽管其内容精芜并存，但书中“对历史、思想史、科举制度、妇女问题都有一些精到的见解”，其承续晚明文学传统，批判假道学，张扬真情和人性，“批判的深刻和尖锐，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不免感到震惊”⑦。该书刊行不久即遭禁毁，存世极稀，近年来才逐渐引起海内外学界关注。 “看古来妇女多有俏眼儿”(《牡丹亭·淮泊》)。明清女性就《牡丹亭》剧发表评论的尚有俞二娘、冯小青、洪之则等，她们对该剧的解读确实“多有俏眼儿”，其中成就大者有《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吴吴山，姓吴名人，字舒凫，生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钱塘文人，“三妇”指其早夭的未婚妻陈同及前后二妻谈则和钱宜。痴迷《牡丹亭》的三个女子，曾在剧本上留下一行行凝聚其心血的评点文字，从人物到场景，从关目到语言，妙见时出。在其眼中，“《牡丹亭》，丽情之书也。四时之丽在春，春莫先于梅柳，故以柳之梦梅，杜之梦柳寓意焉；而题目曰‘牡丹亭’，则取其殿春也，故又云‘春归怎占先’以反衬之。”(《惊梦》批语)她们认为，“儿女、英雄，同一情也”、“情不独儿女也，惟儿女之情最难告人”(《标目》批语)，从这“最难告人”之情入手，该剧可谓是替痴情男女写照的“一部痴缘”(《言怀》批语)，剧中主角是“千古一对痴人”(《玩真》批语)，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的杜丽娘作为“情至”代表的是“千古情痴”，空前绝后。三妇评论在道学家处难免有“非闺阁所宜言者”之斥，但作为女性戏曲批评的杰出篇章，赢得了同性别支持者的喝彩。“临川《牡丹亭》，数得闺阁知音”，曾教钱宜学习诗文的李淑说：“合评中诠疏文义，解脱名理，足使幽客启疑，枯禅生悟，恨古人不及见之，洵古人之不幸耳。”(《三妇评本牡丹亭跋》)为三妇评本作跋的顾姒指出：“百余年来，诵此书者如俞娘、小青，闺阁中多有解人……惜其评论，皆不传于世。今得吴氏三夫人合评，使书中文情毕出，无纤毫遗憾；引而伸之，转在行墨之外，岂非是书之大幸耶？”⑧自称“睹评最早”的女戏曲家林以宁(曾创作《芙蓉峡》传奇)也说：“今得吴氏三夫人本，读之妙解入神，虽起玉茗主人于九原，不能自写至此。异人异书，使我惊绝。”(《三妇评本牡丹亭题序》)⑨康熙三十三年(1694)付梓的三妇评本，无可辩驳地确证着中华文学史上女性批评不同凡响的声音。当然，明清时期介入戏曲批评的女性不限于此，如清代创作剧本《繁华梦》的王筠也留下题剧、观剧诗多首(见《西园瓣香集》卷中)，涉及的剧目有《桃花扇》、《红拂记》、《郁轮袍》以及当时流行的折子戏，在明清女性戏曲批评中独具特色，如《读〈红拂记〉有感》：“披卷舒怀羡古风，侠肠偏出女英雄。而今多少庸脂粉，谁解尘埃识卫公。”又如，吴梅《顾曲麈谈》第四章亦言及洪昇女儿校点《长生殿》事，云：“昉思有女名之则，亦工词曲，有手校《长生殿》一书，取曲中音义，逐一注明，其议论通达，不让吴山三妇之评《牡丹亭》也。”此外，涉足剧评的女子还有浦映渌、王筠、张藻、林以宁、徐钰、归懋仪、程黛香、汪端等等。诚然，《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出版的女性文学批评著作”⑩，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女性作为批评家发出自己的声音还要早的多，而且是自成体系和相当专业化。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史，族别和性别问题是今人共同关注的。有如女性批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本土也曾长期被置于主流化视域之外(11)。然而，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多民族中国的历史上，不但古已有之，而且自具特色。比如，彝族有自成体系的古老文明和文字经典，“彝族以举奢哲、阿买妮的诗文论为开端，从中古到魏晋南北朝、唐宋至近古的元、明、清，目前已经发现、整理出版的文艺理论论著就达12家16卷之多”(12)。举奢哲是彝族古代大经师，也是著名的诗人、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和教育家，约生活在南北朝至隋朝期间，其著《彝族诗文论》是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奠基之作。阿买妮是古代彝族著名的女经师、女诗人、思想家、教育家、文论家，由于她对彝族文化贡献巨大，历代毕摩和彝族民众都非常敬重她，甚至把她神化，称之为“恒也阿买妮”。这“恒也”即天上、上天的意思，也就是说她是天神、天女。据彝族“盐仓”家支谱系记载，其世系是清康熙三年(1664)往上推66代，大约在魏晋时期，她跟举奢哲大致同时代(13)。除了有《独脚野人》、《奴主起源》、《猿猴做斋记》、《横眼人和竖眼人》等作品，见于彝文古籍著录的《彝语诗律论》是这位彝族女学者在文艺理论上的杰出贡献，用五言诗体写成，2000余行。在这部比李清照《词论》更早而且篇幅远非前者能比的诗学著作里，诗人兼诗歌理论家的阿买妮从创作美学角度讨论了彝族诗歌的体式和声韵、作者的学识和修养等重要问题，见解精辟，论述到位。如，强调音韵之于诗歌的重要性：“如要写诗文，须得懂声韵。写者不知声，作者不懂韵，诗文难写成。”强调学识之于创作的重要性：“写诗写书者，若要根柢深，学识是主骨。学浅知闻陋，偏又要动笔，那么你所写，写诗诗不通，押韵韵不准。”不仅如此，自称“我和举奢哲，写下不少诗”的她，通篇都是在边举诗歌创作例子边讲诗歌创作理论，体现出理论与实践联系的论诗原则。 不可否认，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无论从理论内容还是从理论形态的精湛程度看，“都堪称是一部优秀的彝族古代诗学著作”(14)，其对彝族诗歌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民族中国文化史上长期的族群发展及交往中，少数民族诗文论一方面有跟汉族诗文论相通之处，一方面也保持自身独具特色的话语系统，对其异质性特征我们理应尊重。在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中，读者可以看到“风”、“骨”等范畴的使用，但其美学含义别具，如论诗歌之“骨”云：“诗文要出众，必须有诗骨，骨硬诗便好，题妙出佳作。”“诗有诗的骨，诗骨如种子，种子各有样，各样种不同”。“写诗抓主干，主干就是骨，主骨抓准了，体和韵相称。”这彝族诗学范畴之“骨”是以彝族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根骨”意识为基础的，具有本民族话语系统中的美学涵义，若是不加分辨地简单套用汉族诗学范畴之“骨”去解读，难免错位。又如，布麦阿钮《论彝诗体例》中的“诗中各有主，主体各不同。题由主所出，骨肉连相紧”，这“主”、“题”两个范畴也不同于人们寻常所见，前者乃指主干、主体或主脑，即诗歌中所写的客观对象或事物(如咏山则山是主，咏水则水是主)，后者则指题旨、题目或题材，即由此对象或事物所生发出来的情感、意向、行为及情节、意义等。至于阿买妮讲的“诗有多种角，诗角分短长”、“韵协声调和，诗角更明朗”(彝族格律诗中的“三段诗”分为三角：首段叫头角，二段叫中角，末段叫尾角)，这“角”就更是彝族诗学的独特范畴(15)。此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晚唐司空图的《廿四诗品》以诗歌形式评论诗歌而被学术界称为“后设诗歌”(metapoem)，看看阿买妮等人撰写的诗歌理论著作，其跟这种以诗论诗的“后设诗歌”在体式上不也有某种接近、相通之处么？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女性声音，不仅仅见于上述。明清之际，山阴女子王端淑编辑四十余卷《名媛诗归》，并且对所录作家分别以优美文字进行评点，便向我们提供了女性作为文学批评家现身说法的历史信息。清代中期，江苏如皋女子熊琏著有《淡仙诗话》四卷，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对其“诗本性情”的真情立诗观就深表赞赏。出自女性之手的诗话类书籍，尚有沈善宝的《名媛诗话》、金燕的《香奁诗话》、陈芸的《小黛轩论诗诗》、杨芸的《古今闺秀诗话》等等，这些著作对于保存、传播和研究女性文学尤有重要价值。再如堪称清代“文学娘子军”的随园女弟子，才学兼备、能文擅诗，不但以其让人刮目相看的诗歌创作壮大了“性灵派”阵营，而且在诗文论方面也不乏见地，如金逸称“读袁公诗，取《左传》三字以蔽之，曰‘必以情’”(《随园诗话补遗》卷一○)；王倩仿司空图以诗论诗云“句一落纸，已滞于形，存乎诗先，灵台荧荧”(《论诗八章》)；归懋仪以诗论文曰“文章亦一艺，功因载道起，天籁发自然，名言醞至理”(《拟古》)；席佩兰对比诗名与功名，有“君不见杜陵野老诗中豪，谪仙才子声价高。能为骚坛千古推巨手，不待制科一代名为标”之语(《夫子报罢归，诗以慰之》)；骆绮兰从女子“身在深闺，见闻绝少”而“又无山川登临，发其才藻”出发，反思了“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的社会现实(《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还有出自这些女子笔下的各种论诗诗(如席佩兰《与侄妇谢翠霞论诗》)、评戏诗(如潘素心《题〈长生殿〉传奇》)、题画诗(孙云凤如《题席佩兰女史拈花小照》)(16)，凡此种种，均值得我们留意。事实上，女性对批评界未必全然陌生，有学者在分析清代女性写作中完颜恽珠的《国朝闺秀正始集·例言》时指出：“这些东西告诉我们，妇女们非常通晓当时人们论辩中的概念，并使用它们作为自己评论文学、刊行作品、编选文集和执笔写作时手中的武器。”(17) 诸如此类，涉及诗学、词学、剧学等多方面，我想今天的文学史论研究者再没有理由视而不见。拨开千载缭绕的云雾，超越单一性别视野的局限，用心去发掘被遮蔽的女性文学批评资源，追寻历史上女性文学批评的声音，将历朝历代女性文学批评的言论搜集起来、整理成书并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整体还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真实面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