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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日常话语，他认为，文学话语缺乏真诚性原则，其行为是无效的，并因此把文学话语排除于言语行为研究之外。其实，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思路，恰好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我们不妨将文学话语区分为叙事话语、直接引语、间接引语三大类别。对于叙事文学来说，叙事话语常常是作品话语的主体。正是叙事话语行为构建着文学的虚构世界，以其“言外之力”吸引人共同参与建构，并调节着人与话语间的关系，调节人进入文学世界的方式，以及感受、体验文学事件的方式。叙事话语同时履行着双重方位的行为：它向内运行于虚构世界之中，并成为虚构世界的建构力量和组成部分；又向外作用于读者，影响着读者的阅读态度、参与方式乃至生存方式；同时，将两个方位的行为相互融合。而叙事话语所具有的言外之力及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往往是文体及话语风格、叙事策略、修辞策略与语境、文化规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读者协作的结果。直接引语主要指直接引用的作品人物之话语行为。它只在虚构世界内部施行，并参照作品设定的时空所特有的社会语境和特有的社会规约来实施。这些话语行为扭结起人与人之间绚丽多姿的关系，以纷繁错杂的人际互动充实着文学虚构世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可以直接运用于直接引语的行为分析，只是这些行为的有效性必须局限在文学虚构世界内部，它不可能超越虚构世界而有效进入现实世界。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奥斯汀才认为它是虚伪的、无效的。由于直接引语主要展示作品人物间的行为互动，其行为方式已经由作者依据设定的语境、社会规约以及人物性格作出描述，读者并非话语施行的直接目标，他只保留着旁观者身份，因而，也就有别于他跟叙事话语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间接引语则介于叙事话语与直接引语之间，除了与直接引语类同，还兼具叙事话语的特征。元叙述或转叙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来实施话语行为，它们常常不是参与建构虚构世界，而是相反地干扰乃至扭曲或拆毁虚构世界，造成叙述背景与前景关系的互换，意图操控读者的阅读，改变读者与话语的关系，强化叙述话语的自我意识，返回叙述行为本身。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将其划归叙事话语。无论哪种话语行为，都不能脱离语境和社会规约或文化规约，它们为文学世界提供了可信性和可理解性，确保了文学交流的顺利进行，也维系着文学作品代代相传。 文学话语行为模式的选择与作家的写作意图密切相关。约翰·塞尔说：“通过有意地言说某种带有某组满足条件的东西，即那些通过这种言语行动的实质条件(essential condition)加以说明的对象，我就已经使这种言说具有了意向性，并因此必然表达了相应的心理状态……正是由于做出了带有某组意向的言说行动，才把言说行动转换成了一种以言行事行动，并因此把意向性加于言说之上。”(20)尽管作家无法完全操控话语行为的施行，他却总是努力按照意图，利用叙事风格和策略来调整话语行为，以实现自己的写作目的。而写作意图则常常是作家个人与其生存状态、社会风尚交相影响的结果，它最集中地体现在作家所设定的读者群上。萨特曾阐述了读者对作家话语行为选择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家在确定自己的读者群的同时，也就确定了自身，他必须依据读者来选择自己的话语和整个写作行为。对于作家来说，公众是一个期待，一个有待填补的真空，一个在本义和转义上的“愿望”。公众召唤作家，他们向作家的自由提出质询，而作家则必须对此做出回应。 萨特精辟地分析了美国黑人作家赖特的写作。萨特说，假如我们仅仅看到赖特的生存状况，看到他是从美国南方移居北方的“尼格鲁”的状况，就会以为赖特只能描写黑人或从黑人眼里看到的白人。或者他从外部吸收了白人的文化，并以自己的写作表明黑色人种在美国社会内部的异化。但是，假如我们注意到赖特为自己所设定的读者群：这些读者不是白人种族主义者，也不是目不识丁的黑人农民，同时，也不是欧洲或亚洲的读者，他们是美国北方有文化教养的黑人和心地善良的白人，那么，他就必须面对这些读者，为这些读者而写作。他的写作行为和话语选择都必须针对这些读者。可是，黑人读者与白人读者恰恰是两个不同的读者群。赖特与黑人读者有着相同的童年、相同的困难、相同的情绪，他不必细说，他们就明白了。对于白人读者而言，不管他们多么善良，他们对于黑人作家来说总是代表着“另一个人”，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必须付出极大努力，才能理解黑人的境况。而赖特却意图将这些白人读者也牵连进去，让他们衡量自己的责任，并激起他们的愤慨，使他们感到羞耻。“所以赖特的每一本书里都包含着波德莱尔所谓的‘同时双重要求’，每个词指向两个背景；两种力量同时施加在每一句句子上，赋予他的叙述以无与伦比的张力……赖特为分裂成两部分的读者写作，他做到了既维持又超越这个分裂。他把这个分裂变成创作一种艺术品的理由。”(21)文学作品的话语行为运行于作者与读者之间，它是连接、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读者既决定着作家对话语方式的选择，同时，作品话语方式又筛选他的读者。作家不得不考虑如何选择、调整自己的话语，最大效益地发挥话语行为的效应，以赢得他的“现实的读者群”和“潜在读者群”。 话语行为理论不仅赋予我们阐释文学内部运行方式的有力工具，也将文学活动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让我们看清话语种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及它对于人的重要价值。 当然，我们强调奥斯汀的重要性，并非要抛弃索绪尔、福柯以及其他相关研究，而是强调要以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作为方法论基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观察点和思考问题的理路。同时，广泛吸收索绪尔语言学、福柯话语理论、巴赫金超语言学，以及其他诸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要重视各种理论之间的适切性和互补性，由此重返文学现场，回归文学活动。同时，也重新回到人自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