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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来，研究者或将文学虚构界定为题材的虚假，或把文学虚构视为语言表述与事实不符，由此引发了关于文学虚构的不休争论，甚至还造成虚构论诗学与形式论诗学间的相互对峙、分庭抗礼。至哲学界指出人类认识与语言符号的相关性，新历史主义阐明历史文本的虚构性，文学创作界则相反地倡导“非虚构小说”、“纪实文学”和“历史元小说”等等，文学虚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在《行文与虚构》中，热奈特从言语行为理论角度，把文学虚构重新界定为话语“生产一部虚构作品”的行为⑧，也即文学中的虚构并不是指语言表述与事实不相符合，而是指文学话语具有一种构建一个虚构世界的行为能力，它将人卷入到话语建构活动中，并将话语与现实世界相关联的“纵向原则”悬置了。因此，文学世界也就成为与现实世界相平行的“另一个”世界，一个虚构的话语世界。文学作品及其话语既不真也不假，它们不存在真假值。于是，也就化解了历来关于文学虚构的争论，并且为我们进一步解决文艺学其他重要理论问题奠定了基础。可惜热奈特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作为表述行为的虚构与作为建构虚构世界的行为之间的实质性区别，没有意识到两种话语行为的意向性差异。前者如同谎话，它仍然是一种指向现实世界的行为，只不过现实所指物是缺席的或伪饰的；后者则如讲故事，它暂时中断话语指涉行为，在构建虚构世界的活动中悬置了话语与现实的关联。正是在文学话语构建虚构世界的活动中，文学最根本的特性生成了。热奈特太钟情于自己原有的叙述学理论立场，忽略了已有发现的重大意义，竟只把这个重要观点视为传统虚构观的补充，并在他后来关于文学虚构的论述中，如《虚构叙事与纪实叙事》、《转叙：从修辞格到虚构》等，又重新返回到传统的解释立场。 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充分认识到话语是个多层次的行为系统，认识到文学话语既表述、指涉又施行、建构，是多种多样的行为的交织，并从复杂行为系统的视角出发去看待文学话语活动，那么，就不难发现文学研究中历来各种矛盾对立观点的根源，进而重新描述文学话语极其复杂的活动场，深入揭示文学的奥秘。 正如上述分析所指出的，文学话语不仅是表述，而且是一种建构行为，它建构了一个文学虚构世界，并邀请人参与这种话语建构，生活于这个虚构世界。可以说，这是文学话语最为重要、也最富于特征的行为。海德格尔将文学艺术视为人的诗意生存的家园，马尔库塞称文学艺术是人自由生存的审美维度、一个人性复归的维度，就源于文学话语的这一建构行为。文学话语创设了一个虚构的话语世界，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异在世界”。从文学话语这一建构行为看，文学独立性、审美自律性就找到了依据。在这个独立、虚构的感性世界中，现实压抑被撤销，理性权威被颠覆，功利目的则因失却实际意义而被搁置，于是，人的感觉、想象、意识、无意识及生命力、创造力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掘和发挥。话语活动与人的生命活动最为融洽地交合在一起，相互发明，相互生成，它触及了人的整个经验世界，乃至最为深邃的灵魂和种族的集体记忆。话语自身的概念硬壳及有限性终于被打破了，它开始向无限和超越的境域创生。人的世界也终于被敞开了，一个充满着生命感和形而上意义的世界展开在人的眼前。审美性、文学性、诗性正生成于文学话语建构虚构世界的活动过程中。从这个角度看，康德的自律美学并非没有根据，也并没有完全过时。 另一方面，从话语作为表述、指涉行为的角度来看，文学与现实的纵向关联又展现了。尽管文学话语的指涉行为被延缓，指涉现实的方式和目标被改变，却并没有被取消。文学也因此成为现实的表征，成为我们观察现实社会的一个特殊窗口。那么，文学的社会认识功能、批判功能就必然是不可忽视的。 话语的自我指涉行为则又凸显了话语自身特征，让话语形式成为人所关注的焦点，由此引发了对话语形式的研究。什克洛夫斯基所谓“陌生化”的语言，雅克布森所阐释的语言的诗学功能，就是强调语言的自我指涉，它让语言节奏、韵律，以及其他感性信息得以显现。只不过文学性、诗性并非某种存在于语言中的固有特性，这些关于文学性、诗性的言说都遭到后人的质疑。乔纳森·卡勒曾在分析种种关于文学性的观点之后指出：“如果我们把某文本的文学性效应局限在语言手段的表现范畴之内，仍然会碰到巨大的障碍，因为所有这些因素或手段都可能出现在其他地方，出现在非文学文本之中。”⑨此外，从话语叙事角度来看，话语的自我指涉则又构成了元叙述。可是，当我们将话语行为与语境、社会文化规约相联系，话语权力、话语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又可得到揭示。这正是福柯所做的工作。话语存在并运行于社会生活之中，它不仅身上沾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污渍，并且是实施某人或某集团权力的得力工具，而权力的成功施行又必须借助于特定语境和社会文化规约。 除上述类别的话语行为之外，文学话语中还存在着诸多其他行为，它们交织、交融为话语行为系统。文学就存身于种种或相互依存、增益，或相互冲突、制衡的话语行为所构成的张力场中。作家可以运用写作策略来调节话语行为系统的结构和运行，譬如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和布斯的“修辞策略”，读者也同样有权力去改变这个行为系统的结构和运行，但他们都没有绝对控制权。文学之所以有着永恒魅力，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意义，能够时读时新，就在于这个张力场充满着相互对立的因素，它是个不断变幻的行为系统，这就为文学阐释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对于具体的研究者来说，由于身处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语境所造成的压力以及理论师承带来的“前理解”，都可能导致他只关注话语行为系统的某个侧面，由此造成各种文学观念间的矛盾冲突。 正是因为话语本身是个复杂多变的行为系统，并且在话语行为的整体作用中，每一行为都不再是我们单独分析时所具有的形态，它们都在共生、多变的行为系统中发生了变异，在话语行为张力场中滋生出新因素，因此，我们就很难对文学话语的总貌做出确定性回答。我们往往只能抓住话语行为的某个侧面，分析某个侧面，而且是一个失却原貌的侧面。因此可以说，康德及其他前人所提出的见解既对又不对。即便把福柯的话语理论运用于文学分析，实际上也已经把文学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简单化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