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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文学活动:从索绪尔到奥斯汀(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研究》(京)2014年7期 马大康 参加讨论

    
    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还可以发现:为什么文学研究会日益偏离文学实践。其实,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活动之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断裂乃至鸿沟。
    无论文学创作或阅读欣赏,文学话语都是多种行为整体展开、协同作用,又相互交织、影响、生发、制约的,它们构成了“文学的”作品整体,显示了文学的实际存在样态。康德所说的“审美性”或形式主义所谓的“文学性”,正是在文学话语行为展开过程中生成的。一旦我们用“研究”的眼光看待文学,话语行为系统就瓦解、被扭曲了。它往往蜕变为某种单一的行为,并且最容易被简化为话语表述行为,因为话语表述是“言内行为”,它被直接刻写在字面上。这样,我们自然只能注意到话语的符号学特性,自然倾向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或者,我们关注话语表述与语境、社会文化规约的关系而倾心于福柯的话语理论;或者,竟只关注话语所指涉的现实社会现象,话语本身则“透视缩短”,话语行为已经隐遁了。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中,文学话语最为重要、最富特征的建构行为却萎缩、丧失了。话语建构行为是一种“言外行为”,它需要人“亲密无间”的合作。在话语建构世界的活动中,人与话语相互吸引、相互协作、相互融合、共同展开,创建着一个想象的虚构世界。这是人与话语间建立的主体间性关系,也是人和话语最具活力、最丰富、最有创造性的状态。而“研究”却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客观、冷静的立场,必须与话语保持着距离,并把话语作为研究“对象”、也即“他者”看待,它所丢失的正是文学话语最为重要的建构行为。这些分析扭曲、删减了话语行为系统,背离了文学活动的实际,转变为一种学者式的智力游戏。德曼就已经隐约意识到文学研究所包含的危险,他批评说:“在法国的历史批评和主题批评的背景中,符号学所具有的非神秘化力量,是相当可观的。这表明,如果不加批判地屈从于意指的权威性,那么,对言语的文学维度的感知将会被大半抹杀。”⑩实际上,研究者所抓住的只是文学话语一个并不重要的且被固化了的侧面,而不再是活生生地展开着、生成着的话语行为系统。可以说,研究所关注的并非文学作品(作品由话语行为系统所建构),也非“活”的文学话语(“活”的话语是行为系统),它只是个非驴非马的东西。这正是文学研究必须警惕的理论陷阱。
    文学文本是开放的,它为读者进入文本和阐释文本提供了无限多样的方式。对文本作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其他种种读解,对于扩张文本的理解空间、拓宽理论视野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种学者式的智力游戏恰恰可能导致失去文学所特有的东西,失去文学最珍贵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以致令我们离开了“文学”。实际上,解构阅读可以运用于任何一种文类的读解,只不过文学文本更少受到逻辑制约,它为解构阅读提供了更为广阔、自由的空间。艾布拉姆斯就曾批评德里达所玩弄的“双重游戏”:在阐释文学作品时,德里达有意违反文化规约,别出心裁地语出惊人;为了确保自己的观点被读者接受,又不得不顺从文化规约,他是以“双重规则”来玩弄“双重游戏”。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阐释策略,它给大一统的、以作者意图为中心的阐释范式和观念带来巨大冲击,因而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其问题在于:这种解读方式同样是将文学话语行为系统应有的结构特性取消了,将话语建构虚构世界的活动拆散了,也因此将文学的审美性、文学性取消了。
    我们并不认为学者式的解读不可容忍,而只是指出它与文学实践不符。因为读者面对的是作品而非文本,只要是阅读欣赏,我们就只能面对作品。文本只是研究者分析的对象,而不是读者欣赏的对象。正是在读者的阅读欣赏活动中,文学话语的所有行为都展开了,它们共同生成了文学作品。可是,在学者式解读的视域中,作品则重新蜕化为没有生气的文本,它所失去的恰恰是文学和文学性。这正是自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的一百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某个确定的文学性的缘由。在寻找文学性的过程中,我们往往感到某些语言形式因素与文学性相关,却又无法把它们确认为文学性,其原因就在于:在文学话语行为构建虚构世界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参与了话语行为的协同作用,共同生成了一个声色并茂、充满生机的虚构世界,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经历了“文学的”体验,感受到文学性的存在;而当我们在文本或话语中细细寻找时,虚构世界却业已萎缩、瓦解,文学性也隐去了。这些真实存在的语言形式因素本身并非文学性,它们又共同参与生产出文学性,并且连这些语言形式因素自身的特性也因这个虚构世界而获得充分释放,焕发出奇光异彩。在《虚构叙事与纪实叙事》中,热奈特逐一分析了作品叙事的时序、速度、频率和语式、语态,却始终未能找到区分两种叙事的因素,他不禁失望地慨叹道:“虚构的所有‘标志’并非都属于叙述学范畴,首先因为它们并非都属于文本范畴:更常见、也许愈来愈常见的情况是,一部虚构文本以副文本方面的特征为标志,它们可以使读者避免任何误解,扉页或封面上的体裁标志‘小说’即是众多副文本标志之一例。”(11)文学性是紧随文学话语构建虚构世界的活动而产生的,它是个生成性、过程性的范畴,而非客观性、确定性范畴。文学性建立在乌托邦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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