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学者们的智力游戏不仅导致文学“去审美化”和“去文学化”，而且还是文学“去人性化”的根源。艾略特早就提出诗歌的“非个性化”主张，加塞特则叫嚷艺术“去人性化”。在加塞特的眼中，人性即自然，艺术的人性化就是笨拙地追求逼真，这就会干扰纯粹的审美欣赏。艺术家与此相反，他应该试图歪曲现实，打破它的人性面，即“去人性化”。同样，诗歌也因承载着人性化内容，早已迈不开脚步，像只漏了气的气球，缠绕在树边檐角，弄得遍体鳞伤。“因此，凡人与诗人也是不相容的。凡人的宿命是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而诗人的任务却是创作、虚构。这就是做诗人的真谛。诗人给早已存在的真实世界添上一块虚幻的大陆，让世界变得更加广阔。”(12)显然，加塞特所谓“去人性化”的理论背景依然是康德纯美学，它与爱德华·巴罗主张“文学的反现实主义本性”一脉相承。而当前文学研究中的“去人性化”则与此大相径庭，它建立在文学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索绪尔的语言学、福柯的话语理论都把语言视为独立的存在。语言是个符号系统，它被捆绑在“集体的镇石”上，不是个人意志所能撼动的。在语言符号系统中，根本就没有人的位置。这些卓越见解都有力助成哲学、美学、文学的语言论转向。与此同时，也将人从文学视野中驱逐了，因为作为独立存在的语言无需依从任何个人。语言已经不再听命于人。相反，“早在我们讲出哪怕一点点言语之前，我们就已经受语言的统治和封冻”(13)。不是人说语言，而是人跟着语言说，甚至是语言说人。 然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则重新召回了人，在他的理论范式中，“参与者”成为必要的因素。正如索绪尔所说：“个人永远是它的主人；我们管它叫言语。”(14)言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它首先只能是人的行为，其次才是人际交往的言语行为，它不仅是由人发出并作用于人、影响人，而且本身就是人的行为。言语行为与人的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并最为有效地组织着人类活动。因此，语言既是独立的，而这种独立性又非绝对的，在它的具体运用中总是与人纠缠在一起，并深深留下了人的气息、人的风格特征。离开人，语言只能风干为毫无生气的僵尸，或固化为蛮横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或蜕变为一个没有目的飘游的幽灵，它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的语言。在语言论转向的现代视域中，语言孤傲地跋扈着，它与人及人的生活分裂了，于是，作家可以远离文学袖手旁观，读者的阅读也成了“感受谬误”。作者死了，读者也相继死了。对此，艾布拉姆斯颇为尖刻地评论道：“在我们这个阅读时代里，文学交际行为中的第一动因是作者。对一个不再是新手的人而言，看到近来的书和文章作者得意地宣称自己死亡，总让我觉得好笑。‘到时候了’，米歇尔·福柯说，‘到批评和哲学承认作者消逝或死亡的时候了。’‘和惯例一样’，罗兰·巴特的说法是，‘作者也死了：他的公民身份，作为生物体的他，都已经消逝。’这个死亡讣告更延伸到读者，甚至延伸到已被贬为语言游戏产生的幻象这一地步的人类自身，或者用福柯的话说，人被贬为‘我们知识中的一个褶子’，注定‘在知识找到新形式的那刻消失’。相应地，按这些关于阅读的新型文章所说，作者已经消融到作品本身中，读者已经消融到阅读本身(reading-as-such)中，而且所影响的以及阅读本身所从事的，也并非什么文学作品，而是文本、书写。渐次地，文本伪造了自己作为关于人类和人类关注的有目的的言说这种身份，甚至其独特性也变成无所不包的文本性中的插曲而已——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评价的，它已融入‘语言性公海’。相应地，传统上所谓作者与作者之间的‘影响’也被剔除个性，变成了‘互文性’，成了无主的符号串之间的某种回响。”(15)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确实有着独立性、自主性和不透明性，而作为行为的言语却是变色龙，它狡黠如蛇，并且始终与人相互缠绕，永远离不开人。索绪尔、福柯、巴特、萨义德都深刻揭示了语言的符号学特性，却遗漏了言语的行为特性，遗漏了言语行为作为人的行为的特性，而这恰恰是文学话语最为重要的特性。 在此，我们所强调的是“文学话语”。诸如公文、科技文本等工具性话语，其符号学特性常常是更为主要的；而文学话语则以种种策略强化自身的行为能力，特别是话语建构行为和言外之力。当我们仅只强调文学话语的符号学特性，人就势必从文本中被驱逐，文学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离开文学，走向谬误。乔纳森·卡勒说：“意识主体一旦被剥夺了意义之源的作用——一旦意义是按照规范系统来解释，而这一规范系统又不是意识主体所能把握的——自我与意识就再也不是一回事了。随着各种通过主体而进行运作的人际系统取代了主体的功能，主体便‘溶化’了。人文科学起初是把人当作认识的对象的，而随着这些科学的发展，却发现‘人’在结构主义的分析中消失了。”(16)马克·柯里则针对德里达评论道：“语言就是物质的活动，这不仅因为语言应被理解为写作性的物质印记，它脱离了大脑而存在，而且还因为文本与语言的结构都是(用一个德里达避免使用的词来说)被物体化(reified)或叫被转化为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或活动。这种做的意义是要把意义从大脑与物质的双重性中解放出来，达到这一目的的策略是解除语言与意识之间的束缚，从而将语言表现为它的物质形式：作为写作、作为录音、技术、外在性等等——德里达一直就是这么做的。”(17)语言窃取了前所未有的尊荣，成为世界网络中的权力核心，人的位置则被取代了，主体也被放逐了。 然而，当语言作为具体运作的话语行为时，它却又重新变为人的行为。特别是当文学话语作为一种建构虚构世界的行为，它就势必邀请人共同参与创造，和人相互纠缠、相互融合，并孕育着人及主体性。正如布朗肖所说：“从某种程度说，书需要读者以便变成塑像，需要读者以向自身肯定某种无作者的和无读者的东西。阅读给予它的首先并不是更具人性的真实；但阅读也没有把书变成某种非人的东西，某种‘物体’，一种纯粹的密集的独特风格，那种阳光不会使其成熟的深度的成果……阅读的本质，即它的特性阐明了在‘阅读造成作品变成作品’这句话中，动词‘造成’的特别意义。”(18)本维尼斯特则说：“语言使主体性成为可能，因为它总含有适合主体性表达的语言形式，而话语则引发主体性的显现，因为它由离散的时位构成。语言可以说提供了许多‘虚设’的形式，由每个使用话语的说话人占为己有并使之与他的‘人称’发生关联，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定义为我，将他的对话者定义为你。话语时位就是这样构成了用于界定主体的全部坐标。”(19)奥斯汀的理论正是针对言语行为系统所做的阐释，它揭示了言语具体的、动态的运行规则，揭示了言语作为人的行为的本质特征，并将言语行为系统与具体语境、社会文化规约相结合，因此，它为我们避开理论陷阱提供了可能，让我们更接近文学活动的真实面目。从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出发来看待文学，我们发现，文学话语不仅仅是符号，也不仅仅用于“表述”和“指涉”，而是多层次的“行为系统”，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冲突、相互适应、相互融合，与人一道共同建构充满生机活力的文学作品。文学话语行为既成就了文学自身的特色，又总是与人联系在一起，与它所处的现实生活语境、社会文化规约相关联，以特有的方式与现实生活活动相交流、相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文学研究，言语行为理论具有相当有效的阐释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