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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篇小说 《施蒂勒 》 (Stiller) 中 , 马克斯 ·弗里施 (Max Frisch) 让施蒂勒这位公诉人发问道: “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能做些什么呢 ?我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 , 它让我迷惑不已 ”。 [1]弗里施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善于思考的读者为了替自己操心 , 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伦理问题: “我在有生之年应该做些什么呢 ?”长久以来 , 哲学家们一直都认为能够对此给出令人满意的建议。然而 , 时至今日 ,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 , 哲学再也无法自信地就个人甚或集体的生活设计问题给出指导性的答案。阿多诺 (TheodorW. Adorno) 的 《最低限度的道德 》 (MinimaMoralia) 开篇借用了尼采 《快乐的科学 》 (Froe2hlicheWissenschaft) 中的一句话 , 不无感伤地承认了哲学的无能: “我奉献给朋友们的是一部忧郁的科学, 它涉及的领域自古就被认为是哲学的真正领域 ……关于良善生活的学说 ”。 [2] 正如阿多诺所说 , 伦理学如今已经蜕变成了“忧郁的科学 ”, 因为它充其量只能用格言警句的形式 “对受损生活加以反思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