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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制，官阶在九品以内者为流内，“入流”即进入流内居官。唐代入流者通常可概括为贡举出身人(明经进士等)和杂色出身人两大类，刘祥道此疏陈奏吏部取人之弊为“多且滥”。然贡举出身人奏第即付选，刘祥道犹嫌其占入流数比重少，更毋论再行沙汰。因此刘祥道所言“多且滥”实际皆就杂色人入流而言。而杂色人居内外行署的流外官，原本官不充员时，可能“劳满”后即“入流”，此时因选人渐多，始以试判加以简择。故杜佑称“此则试判之所起”者：就时间而言，起于显庆初，就情状而言，起于杂色人入流。 需要补充的是，杂色入流试判之制虽延续下去，然其“不简善恶，雷同注官”流于形式的情形，直至唐中期仍无明显改观。赵匡《举选议》曰：“诸色身名都不涉学，昧于廉耻，何以居官？其简试之时，虽云试经及判，其事苟且，与不试同。”[1]423究其原因，主要是杂色入流人多是勋戚子弟，而“勋戚子进取无他门”[4]4047，所以大量的杂色出身人不作严格简择便注官入流。 由于“自高宗麟德以后，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进者众，选人渐多”[1]361，选人多而官阚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以试判简择选人的做法得以扩大化：不仅适用于杂色入流，也用于贡举出身人的“入流”(即“关试”)，而且用于官满罢秩、守选期满的前资官常规选调。 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进士科故实”条云：“关试，吏部试也。进士放榜敕下后，礼部始关吏部，吏部试判两节，授春关，谓之关试。始属吏部守选。”[5]这里云进士放榜后，礼部将及第举子的姓名、科目等材料“关”(告知)吏部，吏部组织“关试”试判后，“始属吏部守选”，及第举子才算“入流”进入选门。实际上，不止进士科，其他礼部科目及第后皆需关试。《唐会要·选部下·冬集》载：“大历十一年五月敕：礼部送进士、明经、明法、宏文生及崇贤生、道举等，准式，据书判资荫，量定冬集授散。其春秋、公羊、谷梁、周礼、仪礼业人，比缘习者校少，开元中，敕一例冬集，其礼业每年授散。自今以后，礼人及道举明法等，有试书判稍优，并荫高及身是勋官三卫者，准往例注冬集，余并授散。”[6]1626 由此可见，礼部进士、明经、明法、宏文生、崇贤生、道举、春秋、公羊、谷梁、周礼、仪礼等科目得第人皆需关试。关试的简择作用表现在，其所试书判优劣直接关系到是“冬集”还是“授散”，甚至一些惯例上“授散”的礼业等人若能“试书判稍优”，亦准许“冬集”。 然则，试判真正发挥其铨择官吏的作用，是在常选活动中。《通典·选举典》载其制曰：“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词论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事可取，则先乎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其六品以降，计资量劳而拟其官；五品以上，不试，列名上中书、门下，听制敕处分。凡选，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其官。”[1]360唐代常选择人虽称“四事”，然“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7]，“彼身、言及书，岂可同为铨序哉！”[1]427可见试判在常选中之地位及其重要性。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凡参选者皆需试判，亦即：就吏部官方而言，铨择六品以下旨授文官皆需试判；就个人而言，自入流居官，直至升至五品以上出选门，每官满罢秩守选期满，参加选调时皆需试判。可见其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 试判推广至常选择人非常迅速。《通典·选举典》云：“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寖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1]361-362《新唐书·选举志》：“高宗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牓……铨总之法密矣。然是时仕者众，庸愚咸集……大率十人竞一官，余多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4]1175结合两段材料可知，自显庆三年(658)唐代实行试判起至总章二年(669)，短短十余年，试判已经明显分作三个阶段，则常选当在杂色以试判简择入流人后不久即行引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