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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德勒兹反复举例加以说明。比如吴尔夫的创作就是追求这种不可感知、这种生成— 任何事物，她笔下的达洛维夫人正是因为“现在她不愿意对世界上的任何人评头品足”并且 “像一把锋利的刀穿入一切事物的内部”，她才变得不可感知：“她有一种最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成了隐身人，不为人所见，不被人所知。”而在这一不可感知中，她与城市融为一体，并且能够描绘出城市这个感知物[43]。德勒兹因此强调，写作的终极目的正是在女人—生成、黑人—生成、动物—生成等所有少数族—生成之上的生成—不可感知“这一事业”。他指出，一个作者不能希望自己被“认知”，被识别。写作除了失去 自己的面目，除了跳过或穿越意指之墙和逃离主体性黑洞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他认为，包括菲茨杰拉德、劳伦斯、亨利·米勒等在内的英美作家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无面目性或不可感知性，而正是通过这种不可感知性，他们将生命从其牢笼中解放出来，并将其还原为一种仅仅是非个人性的力量，他据此归纳出：“米勒的问题（同样也是劳伦斯的）：如何瓦解我们的面目性……如何穿越意指之墙……如何逃出主体性黑洞……如何变得不可感知？”德勒兹还举到其他例子，如“在《夜色温柔》的结尾，菲茨杰拉德使自己消弭于无形之中”[44]；又如为他所赏识的为数不多的一位法国作家，“在其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中，勒克莱齐奥几乎以一种示范性的方式使他的主人公依次进入了一种生成—女人，生成—老鼠，直到主人公在其中消除了自己的生成—不可感知”。[45]德勒兹甚至用逃逸线与生成—不可感知来解读中国古代诗人的创作追求：“他们只保留、抽取那些本质性的线以及自然的运动，他们只通过延续着的或交叠的 ‘线条’或笔触来创作”[46]；而我们都早已熟知，凯鲁亚克的梦想（在德勒兹看来，这也是吴尔夫的梦想）即在于像中国古代诗人那样写作。在生成—不可感知或生命的逃逸线上，我们摆脱了任何编码、任何辖域，我们不再被任何意指所绑定，我们也不再是任何主体；我们只是一种非个人的生命力量，只是一条线，只是生成。[47] 为什么生成—不可感知如此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变得不可感知，我们才终于能够感知。在德勒兹看来，通过生成—不可感知，通过变得和其他人一样，生成—任何人/ 任何事物实际上意味着世界化，意味着创造一个世界[48]。这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生成—世界、生成—宇宙，我们才能够最终感知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并创造出属于我们的世界。换句话说，“只有通过一条长长的、断裂的线，我们才能够发现新的世界”。具体到文学创作中，如上所述，感受是文学作品中“人的那些非人类的生成”；但感受还仅构成了文学作品内容的一半，与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感知（percept），正是两者一起才构成了作为感觉之聚块的文学作品。德勒兹认为，“感知是生成中的知觉”，它不再是知觉也不再依赖于知觉它的人的状态。这就是说，如同感受是非个人性的，感知也是非个人性的，并仅仅在生成中才存在。而如果说感受是“人的那些非人类的生成”，那么感知则是“非人类的自然景物”。在德勒兹看来，比如哈代笔下的荒原、麦尔维尔的海洋、吴尔夫的城市或镜子、福克纳的丘陵、托尔斯泰或契诃夫的草原等都是这种非个人的感知物[49]。换句话说，感知正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东西，它涉及到一种视觉，它就是文学作品所创造的那个世界。感知与感受是密不可分的，而对于作家来说，他只能通过生成来观看、并创造出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比如，正是因为麦尔维尔笔下的埃阿伯船长进入一种白鲸—生成，他（麦尔维尔/ 埃阿伯）才能够为我们提供作为感知的海洋；同样，正是因为吴尔夫笔下的达洛维夫人变得不可感知，她（吴尔夫/ 达洛维夫人）才能让我们看到她身边的那个城市。换句话说，如果说感受—生成构成了我们从社会权力机构、从主体性和个人性中逃离出来的一条线，那么感知—景物正是我们在这条逃逸线上能够发现的新的天地、新的世界。当然，我们已经知道，无论是感受还是感知，在这条逃逸线上所灌注着的，只能是一种非个人化的蓬勃的生命力量。 综上所述，通过对线与生成这两个概念的阐述，德勒兹建构了一种独特的为人生的文学 理论。如果说逃逸线及其所指定的非个人化的生命力量成为文学创作的目的与意义，那么生 成则成为文学创作的准则，并与感知一起，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具体内容。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将德勒兹与其同时代的法国思想家福柯略作比较。福柯在生命的晚期，同样将其思考的重点转移到生命—权力这一概念上来。在其《性经验史》的写作及法兰西学院的授课中，福柯强调一种生命—权力，并将现代政治定义为对生命的掌控与操作，换句话说，一种生命政治[50]。正是生命这一概念为福柯此前对权力、知识以及主体性的批判提供了最后一个理论支点，而这也成为其思想与德勒兹思想的一个亲和点。但可惜的是，福柯对生命权力与文学创作的论述不多，而其过早的离世也中断了他对生命政治的继续思考。不过，在当代思想家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德勒兹与福柯这一生命思想的继承者，这就是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在其一篇评论德勒兹《内在性：一种生命》的专文中，阿甘本曾将自己的思考路径直接与晚期福柯和德勒兹联系起来，并认为，正是德勒兹与福柯开启了当下对生命政治的思考与讨论[51]。我们看到，阿甘本的思想正是围绕在其建构的“赤裸生命”这一概念之上。在《被献祭的人：赤裸生命与绝对主权》中，阿甘本承继了古希腊对生命之两种形式———“zoē”（共属于所有生存物的存在这一简单事实）和“bios”（专属于某一生存物或生存物集体的独特的生存形式或方式）———的区分，并指出，包括纳粹主义等在内的当代政治（绝对主权）正是建立在前者或赤裸生命的基础上[52]。在此，我们不难辨析出“赤裸生命”与德勒兹“非个人化的生命”在概念以及思想路径上的亲缘性。对于德勒兹和阿甘本来说，其政治批判及美学思想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对生命的重新思考。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在德勒兹那里生命被等同于一种内在性，那么在阿甘本那里，生命所指定的则是一种潜在性。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两位思想家对文学创作的思考中。比如，在德勒兹的眼中，麦尔维尔笔下的书记员巴特比所代表的是一种非个人化的生命力量，而其独特的口头语“我宁愿不”作为一种解辖域化运动则是对所有意指作用、所有主体化形式的拒斥[53]；而同一篇小说中的同一个主人公在阿甘本的眼中则毋宁是一种“赤裸生命”，他的那句著名口头语也成为对生命之潜在性（阿甘本认为，只有当现实性也“能够不”存在时，潜在性才成为真正的潜在性）的最好说明，当然，这种潜在性同样也充满了强烈的政治意涵和力量輩輲訛 。德勒兹将政治批判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起来的、建立在生命之基础上的线和生成的逻辑，不仅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产生了共鸣，其自身就成为一条活跃的生命线，并延续在当下对社会政治和文学创作的思考之中。就此而言，德勒兹的思想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生成着的力量，期待着我们对之作出回应，并将之延伸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