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文学与生成 如上所述，德勒兹的“线”的逻辑就是生成，把生成看作写作的核心问题，文学创作中充满各种各样的生成。但这里需要明确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 第一，生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作主题。如生成—动物不仅仅意味着写关于动物的事情。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即使并非其每篇都有动物，但在本质上也是动物性的，所以德勒兹认为他 的作品就是生成—动物的绝佳范例[28]。同样，生成—女人也不是仅限于描述对某个女人的爱。我们总是可以谈论我们的猫猫狗狗，总是可以对某个理想中的女人表示景仰，但所有这些在德勒兹看来都不是生成，不如说都构成了一种严固的俄狄浦斯式的辖域化。 第二，生成不是模仿、类比或等同。比如，在生成—动物中，我们并不是在模仿动物，也没有与某一动物同一起来。用德勒兹的话来说，生成“不是刻意模仿，不是曾被体验的同情心，也不是想象中的认同。” [29]相反，生成在其本质意义上一定是“相互”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我生成的事物本身生成为别的什么事物时，我才能生成那一事物” [30]。比如自然界中的兰花与黄蜂就构成一种双重生成，在同一时刻，黄蜂成为兰花繁殖系统的一部分，而兰花成为黄蜂的性器官，在这种共生中同时存在着一种兰花的黄蜂—生成和一种黄蜂的兰花—生成，一种双重“捕捉”。生成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将其两个项一起裹挟而去，直到达到一个不可区分的点。生成就在于达到一种不可区分的区域，在此区域内，“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植物性、矿物性和人性不再泾渭分明———尽管我们一度从区分当中获益匪浅” [31]。 在澄清上述两个误解后，我们可以深入到德勒兹生成概念的核心。我们可以从三个要点 来概括他的生成论思想。 首先，所有生成都已经是分子性的了。德勒兹认为，我们生成的动物、花或石头是分子性的集合，是个别体，而分子性生成则意味着主体、客体及其形式的消解[32]。下面这段话或许可以成为生成的经典定义：“从我们拥有的形式、我们所是的主体、我们拥有的器官、我们实现的功能出发，生成意味着对（感觉）颗粒的提取，在这些颗粒之间，我们建立起与我们要生成的事物最为贴近的动静、快慢关系，而正是在这些关系中，我们借助那一事物生成。”[33]“你”、“我”、“他”；动物、花或石头：在分子性的生成中，所有经验意义上的主体、客体都丧失了其超越性，并汇聚入同一种内在的生成过程之中。由此，在生成—儿童、生成—女人之中，女人或儿童也不再是预先在那儿的、经验意义上的既成主体。准确地说，存在着一种分子—儿童、分子—女人，正如存在着一种分子—动物、分子—植物，所有的生成都是一种分子性的生成，甚至女人自身也要首先进入一种生成—女人之中。 其次，生成在本质上就是政治性的，但这种政治性并不与当下的社会与政治现实重合，相反，它通过生命的解放为当下的现实寻找出路、指定逃逸的线路。换句话说，这不是白墙—黑洞或辖域—编码等意义上的宏观政治，这是一种微观政治。实际上，生成的政治性来源于生成在本质上即是一种少数族（minoritaire）生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生成—动物、生成—女人、生成—分子，但我们决不能生成—男人。为什么呢？德勒兹认为，我们无法生成—男人，是因为男人（或更准确地说，一个“欧洲—成年—理性—男人”）是社会主导性（majoritaire）的意指与主体化力量，它将自己作为一种主导性的表达形式呈现出来，并强加在所有质料之上，相反，女人、动物或分子则永远拥有一种逃逸成分，并由此趋避了自己的形式化。基于对这一男权主义传统的批判，德勒兹甚至认为：“做（男）人的耻辱———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理由去写作的吗？”[34]德勒兹认为，“所有生成都是一种少数族生成”，在生成—动物、生成—女人、生成—儿童之外，我们还可以见证到生成—黑人，生成—犹太人，生成—印第安人等等。但需要再次加以澄清的是，所谓多数或少数、强势或弱势并不代表某种现成的、当下的、数量性的群体或阶层，相反，它们与上述的两种切分线重合在一起，并与模态化和分子化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形式联系起来：正如一个女人也必须要生成—女人，黑人、犹太人、印第安人等也需要进入到生成—黑人、生成—犹太人、生成—印第安人之中。就其自身而言，无论是女人还是黑人、犹太人、印第安人，他们同样可以是主导性的并成为既定社会权力构置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总是可以辖域化与再辖域化，他们总是可以被囚禁在种种关于自身的编码之中。生成是一种解辖域化运动，它不能与当下的、既成的、现成的状态、集合或主体混淆起来。[35] 在德勒兹看来，少数族—生成也正是文学创作的政治性所在，进一步说，文学创作在本质上即是政治性的。在对卡夫卡作品的解读中，德勒兹 （与瓜塔里） 曾提出一种少数文学（lalittérature mineure）的概念，并认为在这种文学中，“一切都与政治有关”、“一切都带上了群体价值”。他们指出，在卡夫卡那里，这种少数文学的形成正是从短篇小说中的生成—动物开始的，比如《变形记》中格利高里最终失败了的甲虫—生成，在《地洞》里跑来跑去的鼹鼠等等。但卡夫卡的创作并没有止于动物生成，相反，在其长篇小说中，卡夫卡对“属于未来的邪恶势力”（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官僚主义的俄国还是纳粹主义的德国）进行了诊断与拆解，并建立起一种基于欲望的微观政治学。最终说来，卡夫卡的创作所指向或召唤的是某种未来的人民，但即使就这一人民来说，它也不是先存在那儿的，更不是什么当下的少数群体。[36]如果说创作是人民性的，那么作家通过写作、通过感受所召唤的，只能是某种未来的、正在生成中的人民。 再次，生成的终极目的即在于生成—不可感知，而生成—不可感知所指向的正是逃逸线。 上面所举各种各样生成的例子在文学作品中都可以得到验证。比如，以生成—动物而言，就有埃阿伯船长与白鲸（麦尔维尔《白鲸》），潘德西蕾与母狗（克莱斯特《潘德西蕾》），劳伦斯的生成—乌龟或生成—狐狸（见劳伦斯的诗歌《乌龟》及小说《狐》），而在卡夫卡那里，“生成—动物正是短篇小说的绝佳对象”；再如生成—植物，法国作家安德烈 ·道岱尔小说中的人物就进入一种奇怪的生成—树木或者生成—紫苑花之中[37]；又如生成—分子，吴尔夫的小说《海浪》中的七个主人公或七个个别体分别划出不同的人生之线，而这种种人生之线似乎与海浪的不息涌动形成了某种对照，或者准确地说，主人公与海浪、自然、宇宙一起进入到生成—分子之中。不仅《海浪》，以吴尔夫为代表的英美小说家的作品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分子—生成[38]。在德勒兹看来，各种各样的生成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片段，而这些片段则指定了各种各样截然不同的生命之线。甚至，这些生成片段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关联或次序：任何生成都从生成—女人开始并通过生成—女人进行，而接下来的，则是生成—动物，生成—各种类别的分子，生成—粒子。我们看到，正是在这各种生成、各种线的基础之上，德勒兹进一步推出了生成的终极目标，这也就是生成—不可感知。在德勒兹看来，“不可感知正是生成的内在目的，它的宇宙性公式”。[39]而正是在生成—不可感知中，人们成为一条纯纯粹粹的线，一条逃逸线。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到生成—不可感知呢？对德勒兹来说，这首先需要我们“变得和其他人一样”，而通过和其他人一样，我们变得不可感知。但是这种生成—不可感知绝不意味着任何人或任何事物都变得一样，相反，这是使任何人或任何事物都进入到生成之中：生成—不可感知意味着生成—任何人/ 任何事物（devenir tout le monde[40]）。在德勒兹看来，生成—任何人/任何事物完全不同于将任何人/任何事物都看成一个模态化的主体或客体，它将宇宙以及它所有的分子组成成分都卷入进来[41]。换句话说，生成—不可感知即是生成—世界（devenir-monde）、生成—宇宙，即是使世界或宇宙进入生成之中。在德勒兹那里，我们并不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相反，我们与世界一起生成，我们生成—宇宙。正是在这种生成—世界或生成—宇宙中，我们才成为一条逃逸线，并仅仅是一条“线”。同时，正是作为这条逃逸线，我们才能与任何其他线、其他生成联系起来。在这条线上，作为这条线，我们只是一种非个人的生命力量，我们能够与任何事物进入一种不可区分区域。德勒兹甚至认为，正是在这一世界或宇宙性的生成中，不可感知、不可区分与非个人性这三种重要的德性才最终联系在一起[42]。 为了加深对生成—不可感知的理解，我们不妨将德勒兹与海德格尔的相关理论略作比较。其实，我们从上面的论述已经可以隐约感受到德勒兹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因为如果说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在世界中（存在）”并不可避免地“沉沦”在世界之中，那么，德勒兹则强调“与世界一起生成”，而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此在还是世界都进入生成之中，也正是在这种生成中，此在才变得不可感知。甚至，如果说在海德格尔那里作为任何一个人的“常人”还具有某种否定性的意义；那么，在德勒兹这里，生成—不可感知正意味着生成—常人，这也就是说此在正是借助和任何人/ 常人一样才得以生成。但这里还存在着事情的另一面。如上所述，如果说任何人/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模态化的主体或客体，那么生成—任何人/ 任何事物则是不同于此的另外的事。常人在海德格尔那里作为一种理论构建只有变成“谁也不是”（personne）的时候才会具有真正的本体论力量，或许这也正是德勒兹对海德格尔的借鉴之处。 由此可见，正是在生成—不可感知中，体现了德勒兹生成哲学的本体论意涵。同样，也正是在生成—不可感知中，德勒兹通过线与生成所阐释的文学理论达到了它的顶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