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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种线的特征及其逻辑 德勒兹对第一种固定切分线的论述主要包括三点： 第一，它总是与二元机制联系在一起。社会阶级的二分，男人/女人、儿童/成人、黑人/白人、我的/非我的等等，切分总是逼迫我们进行早已预定的选择。德勒兹认为，这种贯穿于我们的生活与行动中的二元机制来源于主导西方思想传统的“树—逻辑”：人类（知识）进化树。这种“树—逻辑”总是与一种奠基的狂热联系起来，它主宰了西方现实与所有的西方思想。他认为，树—根系统是思想以及现实中一分为二的二元机制之源，它总是与意指性及主体性联系在一起，而在语言学、精神分析甚至信息理论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树—逻辑”的存在。最终说来，正是二元机制以及树—根系统阻碍了多元性的生成。[11] 第二，切分总是以某种权力构置为前提，每一断片都代表某种社会权力的实施：“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已经不是在学校里了”。断片总是使我们置身于某种强加给我们的编码与辖域，换句话说，每种权力构置都是一种编码—辖域之复合[12]。家庭、学校、军队、工厂正是这样的辖域，而每一辖域都具有它独特的应用在我们身上的编码方式，甚至我们自身的存在都可以成为一种编码（如工号、学号）。如上述詹姆斯的小说，女主角身处其中的“框起来的、带有铁丝围栏的”电报亭正是这样的辖域，她所承办的每一条电报都是贯穿于人们生活的各种编码。 又如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当夏吕斯走进维尔迪兰夫人的沙龙，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融入，这是因为他已进入另一个辖域，原来的编码都不管用了[13]。德勒兹进而认为，每种编码—辖域的背后都有整个国家机制的超编码（surcode）系统作为保证，而这些编码都依靠意指作用使我们成为其统辖的对象。在德勒兹看来，种种辖域总是要把我们囚禁在大大小小的铁屋之中，而种种预定的编码、超编码则成为一堵堵我们无法穿越的意指之墙，我们总是被钉死在这些墙上。“快，快：墙越来越多，拔地而起，直冲云霄。……这不是普通的墙壁，而是牢狱的高墙。”勒克莱齐奥的小说《巨人》中的这段话似乎构成对德勒兹哲学的精微的文学表达[14]。 第三，断片总是构成一种组织平面，这个平面与超编码相伴相随，并造成某种理性主义或歌德意义上的主体之形成：就在我们被绑定在意指之墙上的同时，我们总是被吸入一个又一个的“主体性黑洞”。这就是生命的个人性所在：我们总是可以“退回到自己”，可以“寻回自我”；我们总是可以把自己的各种想法、情感，各种劳伦斯所谓的“肮脏的小秘密”，储存在这让一切都无从逃逸的黑洞之中。在德勒兹那里，白墙—黑洞正是宏观意义上的社会政治运作，正是这种运作使我们时时刻刻“在笼中”（存在于社会中的法西斯主义）[15]。 与上述这三点相应，对于第二种线即柔韧的切分线，德勒兹也作了三方面论述。 首先，第二种线总是意味着一种解辖域化运动（déterritorialisation），即使这一运动还只是相对性的。举例来说，当“麦尔维尔发现自己置身于太平洋之中”时，这就是一种解辖域化。通过这种运动，断片在这条线上的运作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它通过各种门限或各种强度的量来进行。它组建了各种各样的“生成”或“生成之模块”。 何谓“生成”（devenir，或译“流变”）？如果我们把固定切分线提供给我们的两个选择项看作是两个点，那么生成所指向的正是从这两点之间穿越并超乎其上的一条线[16]。生成是对二元机制的摧毁：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男人和女人的生成—女人；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而是在每个年龄段上的生成—儿童、生成—年轻甚至生成—年老。生成总是在中间，它是一种居间性。或者，如果我们把两选择项看作是关系项，那么生成正是关系。但德勒兹从经验论哲学中所汲取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我们不能从关系项的角度来理解关系，相反，关系总是脱离两关系项，成为一个独立的、创造性的范畴。这是一种截然不同于“是”的“和”的逻辑[17]。生成是一种居间，也是这种“和”的逻辑。它既不是二元性也不是一元性，相反，是永远不断增殖的多元性。在德勒兹看来，如同经验论哲学，英美文学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对这种“和”、居间性以及生成的强调上。而居间性、生成与多元性在德勒兹眼中也正是不同于树这一模型的一种草或者根茎的逻辑[18]。 其次，在第二种线上，我们已不再是什么主体了，生成摧毁了我们的主体性。前面我们已一再指出第二种线的柔韧性，它通过各种门限或量来进行。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各种量与门限首先是从我们的感受出发的，它指的是我们强度性的感觉流中的各种量与门限。那么，什么又是感受（affect）呢？我们看到，这一概念是德勒兹从斯宾诺莎那里借用的，而对于斯宾诺莎来说，感受代表着人们身体的行动力量或存在力量增长或削弱的能力[19]。德勒兹认为，斯宾诺莎哲学所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身体能做什么？”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以及对斯宾诺莎哲学的重新解读，德勒兹将感受与生成等同起来：“感受即生成。” [20]我们看到，具体到文学创作中，他认为感受正是脱离了我们个人化感情与情感的“人的那些非人类的生成”[21]。同时，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把在第二种线上的、或不如说在生成中的个体定位为德勒兹所谓的“个别体”（heccéité）。在德勒兹看来，个别体指定了一种与事物或主体截然不同的个体化方式，它意味着一种仅由其所占据的质料元素间动静关系以及其作为潜能的强度性感受能力所组成的个体化方式。他认为，在这种意义上，“一个季节，一个冬季，一个夏季，一小时，一个日期都具有一种不缺乏任何事物的完美的个体性”。这种个别体只有通过感觉或感受才能够得到理解，它正是处于生成中的、感受着的个体。[22] 再次，德勒兹认为，如果说第一种固定切分线依赖于某一外在的组织平面的支撑，那么第二种线则指定了一个在其上只有各种强度的量、生成和感受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中的内在性平面。这种内在性平面正意味着对主体、客体等一切超越性的摒弃。它正是由生成、感受及个别体所占据的平面[23]。 如上所述，这第二种线还只是一种相对的解辖域化运动，即，它总是可能重又折回到第一种线上，构成一种再辖域化。比如，劳伦斯曾批评麦尔维尔：“重返野蛮人使得麦尔维尔比任何时候都令人鄙夷。……一旦逃脱，他马上为‘天堂’而悲泣叹息，而家庭和母亲正在捕鲸旅程的另一端等着他。” [24]进一步说，即使我们在柔韧的切分线上摆脱了主导性的意指与主体化，我们总是可能被固置在碎片化了的意指与主体性中。各种门限总是可能重又浇灌为一堵堵新的墙，我们也总是可能沉溺在一个又一个凝固的感受与主体黑洞中。德勒兹认为，这种意指与主体性、辖域与编码的具体而微与内化（或再辖域化）成为对社会和个人一种更大的危险（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自身中的法西斯主义）[25]。 而第三种线，即逃逸线超越前两者的地方就在于它所指定的乃是一种绝对解辖域化运 动。在此，我们不再拥有任何断片或任何辖域了，我们摆脱了任何编码与超编码，我们已经穿越了意指之墙，逃离了主体性黑洞。在逃逸线上，我们只是绝对地生成，绝对地运动（或绝对地静止）；我们不再是个体、主体，只是一种非个人化的生命力量。准确说来，我们并不是“在线上”，我们只是一条线。对德勒兹来说，这条逃逸线才是最根本意义上的生命线。但何谓生命？德勒兹在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内在性：一段人生》中，曾举了狄更斯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一个美妙的例子：当无赖赖德胡德坠河而又被救起在病床上处于生死之间的时候，“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全心、全意、全力地参与（救助）。对这个人谁也不抱有丝毫的敬重：对所有这些人来说，他一向是一个躲避、怀疑和厌恶的对象；然而他身上的生命的火花现在却奇特地和他本人分离了，他们对于这点儿火花深深感到兴趣，也许因为，这是一条命，而他们是活人，并且又有朝一日必须死掉吧。” [26]在对这个故事的解读中，德勒兹一再强调的是：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无赖处在生死之间，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人在生命中的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做到这种“分离”或“逃逸”。比如，所有婴儿都展示了这样一种非主体的与非个人的生命力量。德勒兹认为，文学的目的就在于将生命从任何被囚禁和奴役的地方解放出来，但这种生命只能是如上意义的非个人的生命。这种生命甚至是非特定的，比如，在婴儿那里，这种生命仅体现在一个微笑、一个鬼脸、一个手势之中。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为人生的，那么就像狄更斯小说中那个垂死的无赖或襁褓中的婴儿，这种生命只能是一种非主体的、非个人的、非特定的人生———一段人生（unevie）[27]。 由上可知，在德勒兹那里，线的逻辑总是与生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任何一种生成都是对某种特定的线的追逐。生成—女人，生成—儿童，生成—动物，生成—植物，生成—矿物，生成—分子……生成—不可感知。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说在写作中如同在人生中，我们始终致力于追逐各种各样的逃逸线，那么这一追逐也只能通过生成来完成。通过对各种生成的分析，我们会看到，它最终所指向的，也正是某种非个人化的生命的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