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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古代审美理论是植根于现实艺术创作的土壤之中，是直接对艺术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发展起来的。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必然要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必然要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佛教哲学探求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系列精深的理论，从本质上说是颠倒的、唯心的，但它在中国审美真实论的形成与完善的过程中，给予了一定的思想养料和思维方式上的启示。 佛教哲学是佛教僧人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看法和学说，它广泛涉及到了现实的社会、人生以及整个宇宙的不同方面，其主要精神是在于认真追求真实，全面显示真实，进而掌握和利用一切真实。本来一切事事物物都各自有其一定的真实性，无论是现象还是本质，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各有全面或部分的真实义，因而真实就是无处不有、无物不同的。所以，探求、说明人与世界的真实，便成了佛教哲学的根本目的。 “真实”，在佛教哲学里又称“真性”、“真实性”，它是用来探讨社会人生、宇宙万象以及人的佛性的真正存在的概念，是佛教哲学的理论轴心和中心范畴。《瑜伽真实品》说：“云何真实义？谓略有二种：一者依如所有性诸法真实性；二者依尽所有性诸法一切性。如是诸法真实性、一切性，应知总名真实义。”前者是说如实如常，即一切事物皆具如实而有的本性，也即本来面目或真面目；后者是说具体的事物和抽象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无量无边的，必须统摄无遗，尽其所有，才是全面。这个真实，既肯定超对待的无为，也肯定有对的有为；既重视正确，也掌握全面。所以说：“诸法真实性、一切性，应知总名真实义。”佛教哲学就是从追求这个真实的过程中，理解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和人生意义(成佛)的内在根据的。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兴盛，佛教哲学探求人与世界的真实理论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由中国佛教学者掀起的般若学和佛性论的探讨，为中国审美理论探求本体论，提供了借鉴的园地。中国文人主动把佛教哲学的“真实”概念直接引进到了审美理论之中，在坚实深邃的佛教真实论的基础上，又继承了原有传统哲学中有关“真”的认识，建立起了探求人与世界的审美中心范畴——真实。它的建立使得文艺迅速从经、史、子、集的大家庭中迈出，开始走向了独立发展的康庄大道。清代刘熙载说：“佛书入中国又一变。”[1]“文”的自觉之所以能够从魏晋开始，其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审美理论对艺术本身提出了“真实”的审美要求，即要求艺术必须真实地表现社会人生乃至宇宙万象的本性，必须揭示人与世界的本质真实。 在佛教输入中土以前，中国哲学很少从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角度谈论人与世界的真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黑格尔语)道家哲学论及到了“真”的问题。庄子提出了“法天贵真”(《庄子·杂篇·渔父》)的思想，不仅说明了“真”能感动人，还涉及到了宇宙万象的本质。遗憾的是，这一思想未能得到后来哲学的重视和高扬。艺术上，早期中国的审美理谁虽也涉及到了“真”，但一直未能明确提出“真实”的概念。《易·文言》的“修辞立其诚”、《礼记·表记》的“情欲信，辞欲巧”虽孕育了诗文贵真的思想，但往往是就广义的著作而言的，而且又是在感物而动的“兴观群怨”(《论语·阳货》)的前提下讲的，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审美观。汉代的司马迁、王充、杨雄等都强调过文章写作要“征实”、“诚实”，反对“增益其事”、“造生空文(王充《论衡》)“以淫辞淈法度”。(杨雄《法言·吾子》)这种偏于形而上学的审美观，表现在对艺术创作的理解上，则显得十分原始。他们只强调诚实、征实，却未能提出“真实”。所以，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经典但言诚实，无言真实。诸子百家乃有‘真’字耳。”真正把真实作为一种审美原则，则是由一批东晋以来或与佛教僧徒交往至深、或本身就对佛教十分虔诚的作家、诗人所自觉遵循。刘熙载在评论陶渊明时说：“其诗之真，更须问耶？”[2]陶渊明虽受儒道思想影响，但他从另一角度积极迫求人与世界的真实，是与佛教思想相通的。谢灵运，更是一位杰出的佛教诗人。他认为“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3]主张艺术表现真实的情绪。他的十世孙皎然说：“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诗式·文章宗旨》)皎然认为谢诗中表现的真实，深得于佛教之助。理论上，把真实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则是由刘勰率先提出的。 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文心雕龙·辨骚》）这种直接把佛教哲学的真实概念引进审美理论，要求艺而写人与世界真卖的思想，表明中国审美理论在佛教哲学真实论的影响、启迪下，开始建立起自己的中心范畴。从中国审美理论的萌芽，到刘舞审美“真实”论的提出，中国审美理论经历了漫长而深刻的变化，显示出了审美观念的巨大更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