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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美幻象，或艺术的救赎 阿多诺说：艺术中的每种激进的解决方式，包括所谓的荒诞派方式，最终都具有一种与意义的类似性，这实则是艺术的奥秘之一和对艺术之逻辑力量和气势的一种明证。……艺术是幻象，因为它无法逃避在意义普遍丧失后对意义的催眠性暗示(14)。 这里体现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策略，一方面审美幻象在否定这外在现实，否定着意义存在；但另一方面则又在召唤着意义的到来，即所谓的“催眠性暗示”。阿多诺为此还用蒙太奇作了比喻，他说：“否定意义的艺术作品也一定能够将中断的东西连接起来；这是蒙太奇技术发挥作用的地方。蒙太奇手法通过强调部分的不一致而拒绝承认整一性，但与此同时又重新肯定整一性为一种形式原理。”(15)蒙太奇正是在不一致中召唤着艺术的整一性，这与审美幻象是相通的。也正是在这种二律背反中，艺术坚定地肩负起批判社会、抵御同一性的任务。对于阿多诺来说，传统艺术由于过分追求延续性、完美形式和永恒价值的观念，从而使自身变成了自足的存在，把自己封闭了起来；而现代艺术则与传统艺术反其道而行之。现代艺术不追求艺术形式的完满，而是自身内在的逻辑性。这一逻辑性则又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而得到演进和发展的，其中，艺术幻象被现代美学确立下来(16)。 阿多诺推崇贝克特。他认为，贝克特的作品“似乎是以无意义的经验为先决条件，就好像那完全是一种惯例现象”，但它们并不仅仅是否定了意义而已，“其任务在于把意义失踪的经验过程带到传统的艺术范畴中来，从而具体地否定它们，并从虚无中推断出新的范畴”。而这种推断，是通过“把意义放在议事日程上，追踪其历史”(17)而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以贝克特为代表的荒诞派戏剧(乃至整个现代艺术)，通过把意义的虚无作为作品的主题直接摆在观众的面前来建构新的意义。也就是说，现代艺术一方面要抵制传统艺术的幻象，但另一方面则由通过新的幻象的建构，实现了“通过幻象抵制幻象”的目标。这其中的一个根本关键点，在于传统艺术幻象与现代艺术幻象的不同。在阿多诺那里，传统艺术的幻象体现出来的是与现实的和解，是能够被一体化，能够被现实同一化的，但现代艺术的幻象，则是一种否定性的和解(或否定的乌托邦)，是无法被同化的，它永远处在一个不断否定和非统一化的过程中。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多诺认为，现代艺术像一枚钉子一样，插入一体化社会现实，成为这个社会的对立面，成为这一社会现实永远的痛。阿多诺对现代艺术的“幻象”寄予了厚望：即使再微弱的抵抗也代表着艺术和人类的希望。 此外，阿多诺还突出强调了审美幻象的接受心理或体验。阿多诺说：“对艺术的合乎情理的反应是一种关切感。关切是由伟大的作品激发出来的。关切感不是接受者的某种受到压抑并由于艺术的作用而浮到表面的情绪，而是片刻间的窘迫感，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震撼。在这一片刻中，他凝神贯注于作品之中，忘却自己的存在，发现审美意象所体现的真理性具有真正可以知解的可能性。这种直接性(在该词最好的意义上)，即个人与作品那融合无间的关系，是一种调解的功能，或者内在的、广泛的体验功能。体验于瞬刻间凝聚一起，为达此目的，需要调动整个意识，而不是单方面的激情和反应。体验艺术的真假，不仅仅是主体的‘生命体验’所能涵盖的：它还标志着客观性渗入到主观意识之中。客观性即便在主观反应最为强烈之际，也对审美体验起一种调解作用。”(18) 阿多诺对“震撼”的审美体验显然与康德的“崇高”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康德令人信服地把主体力量描写成崇高的先决条件。”(19)但阿多诺的“震撼”与康德的“崇高”显然又是不同的。康德的“崇高”是主体生命力在遭受短暂阻滞之后，由痛感转化而来的愉悦。但对于阿多诺来说，“震撼”体验一则没有经过受到压抑这样的痛感阶段，二则“震撼”并不是单纯的情感体验，而是一种主、客体相互渗透交融，在这一交融中，始终充满着双方的对抗、张力，以及相互调解的努力，处在和谐与不和谐的斗争中，也正由此，艺术带给受众震撼，并在其中提升着主体自我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