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先霈与王元骧的这种理论不彻底性严重地制约了他们深入地认识和科学地解决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不过，在一些习惯简单贴标签的人那里，王先霈与王元骧这种文艺理论的分歧却不是理论不彻底的产物，而是思想步调不一致的结果，即强调文艺理论对文艺现象的调整和适应的王先霈是思想解放的，而强调文艺理论对文艺现象的批判和引导的王元骧则是思想僵化的。这种政治思维习惯很顽固，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对一些重大分歧的理论解决。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常常在解决这两对矛盾中左右摇摆：一对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一对矛盾是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有的偏重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精神生产力的解放，重视精神文化产品的丰富多样；有的偏重解决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认为社会精神文化产品即使极大地丰富甚至可能出现过剩的现象，也不会都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有些精神文化产品甚至是违背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他们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并强调这种先进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引领。其实，这两对基本矛盾在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当代文艺界既要“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也要“让人民享有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即“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这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化提倡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但是中国当代文化的这种多样化发展不能完全各行其是，漫无依归，而是有方向的。多样化的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进步与落后的分别，甚至还会出现消极的、有害的、异己的文化。中国当代文化在积极汲取人类有益艺术文化的同时，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一些异质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不良影响和侵蚀作用。这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后，还要进一步地解决这些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在精神文化产品极度贫乏时，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着重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随着精神文化产品的日益丰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后就要进一步地解决这些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否则，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就会在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面前无所适从，甚至迷失方向。在把握和解决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中，王先霈比较重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但他在强调文艺生产力的解放时却忽视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其他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进一步地解决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无法有效地遏止一些消极的、有害的、异己的文化的冲击。王元骧则比较重视解决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其他文化的积极引领，不过，王元骧在解决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的过程中没有辩证地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没有看到一些非先进文化的合理成分。这严重妨碍了王元骧对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解决。王先霈与王元骧这种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不全面的认识和不彻底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他们在文艺理论上的分歧。 不过，王先霈与王元骧这种文艺理论的分歧却不是突然冒出的，而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一些理论分歧长期积累的结果。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这些理论分歧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是因为有些文艺批评家囿于狭隘利益的束缚，不能在中国当代文艺多元化的发展潮流中勇敢地把握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克服各种理论偏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艺批评界在反思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时重申了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但是，有的美学家却将基层民众的审美趣味和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基层民众追求的是头缠羊肚肚手巾、身穿土制布衣裳、“脚上有着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知识分子则追求的是纤细复杂、优雅恬静和多愁善感的美；而知识分子工农化，就是把知识分子那种种悲凉、苦痛、孤独、寂寞、心灵疲乏的心理状态统统抛去，在残酷的血肉搏斗中变得单纯、坚实、顽强。“既单纯又狭窄，既朴实又单调”，这带来了知识分子“真正深沉、痛苦的心灵激荡”(13)。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重新抬头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审美趣味的轮回中，这位美学家鲜明地提出：“追求审美流传因而追求创作永垂不朽的‘小’作品呢？还是面对现实写些尽管粗拙却当下能震撼人心的现实作品呢？当然，有两全其美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包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曹雪芹、卡夫卡等等。应该期待中国会出现真正的史诗、悲剧，会出现气魄宏大、图景广阔、具有真正深度的大作品。但是，这又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不能两全，如何选择呢？这就要由作家艺术家自己做主了”，而“选择审美并不劣于或低于选择其他，‘为艺术而艺术’不劣于或低于‘为人生而艺术’。但是，反之亦然。世界、人生、文艺的取向本来就应该是多元的”(14)。这位美学家虽然承认艺术作品是有价值高下的，即伟大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比那些“小”作品和现实作品高得多，但他却又否定了文艺作品的价值高下判断。这位美学家之所以在理论上左右摇摆，难以彻底，就是因为他在迎合中国当代文艺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中迷失了方向。 其实，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不是不重要，自有它不可否认的价值，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的泛滥却不利于中国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艺界出现了“表现自我”的思潮；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艺界出现了“躲避崇高”的思潮。这些文艺思潮推动中国当代文艺逐步从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转向对自我内心体验的感受，从对“大我”的表现转向对“小我”的揭秘。有些文艺创作在这种蜕变中甚至堕落为自娱自乐的游戏，完全丧失了社会担当。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极少数人的发展，而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发展。也就是说，没有中国人民的共同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正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应该积极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在艺术创作中把这种历史进步有力地反映出来，创作出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而不是置身事外，一味地在自我世界里沉醉。如果作家艺术家完全局限在这种自我世界里，就会丧失对社会的思想能力，甚至堕落为社会的弃儿。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头，一些比较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看到中国当代社会基层民众在沉重现实中没有消沉甚至堕落，而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脚踏实地地创造着美好的未来。这些社会基层民众虽然没有改天换地的伟力，但却有水滴石穿的威力，并以滴水丰富和扩张着人类历史的海洋。他们既不稍成即安，也非永不餍足，而是在不断进步中充实自己并享受生活的快乐。这些比较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虽然没有完全摒弃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但却进行了艺术调整，自觉地超越自我世界，并从汲汲挖掘中国当代社会基层民众的一些保守自私、故步自封的阴暗痼疾转向着力表现他们主动创造历史的敞亮心胸和伟岸身影。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如果囿于狭隘利益的束缚，囿于各种理论偏见，就不可能看到这种惊涛拍岸的艺术潮流并勇立历史潮头高唱大风，就会在纷乱的艺术潮流中迷失方向，甚至被历史潮流所抛弃。 因此，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只有克服各种理论偏见和摆脱既得利益的束缚，才能从理论上彻底解决王元骧与王先霈的文艺理论分歧，即理论彻底，才能深入地认识和科学地解决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并在这个基础上正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方向，积极引领中国当代文艺有序而健康地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