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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理论上彻底解决文艺批评的分歧 文艺理论家王元骧较早抵制和批判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排斥文艺理论的倾向。从2006年起，王元骧在多篇论文中指出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这种排斥文艺理论的倾向的实质和危害。王元骧在深刻地把握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认为，那种没有理论功底和理论深度的、就事论事的感想批评是不可能真正承担起文学批评的使命的。⑩在全面地区别文艺鉴赏与文艺批评的基础上，他认为文艺批评如果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就必然是肤浅浮面的，不但难见深度和力量，而且在纷繁复杂现象面前无所适从，只是跟着感觉走以至于批评主体达到完全丧失的地步。王元骧对陈晓明等文学批评家的这种批判不幸在陈晓明的文学批评上言中了。 接着，王元骧深入地探讨了文艺理论与文艺现象的辩证关系。首先，王元骧认为文艺理论是反思和批判的，而不是一味追随现状、屈就现状、谄媚现状的。否则，文艺理论就将堕落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拍马屁的理论。这就是说文艺理论家“研究现状并非是为消极的认同现状、屈从现状，甚至谄媚现状，而是为了积极地改变现状，使现状变得更合理、更符合人们的理想和愿望”，而那些文学批评家之所以把文艺理论看作是一种“幻觉的蛊惑”、一种束缚和阻碍文学批评健康发展的力量，是与他们无视理论的反思和批判的功能，而把它看作只不过是用来直接说明文学现象的一种工具是分不开的。因此，王元骧不仅坚决抵制文艺理论堕落成为把文艺日益推向私人化、欲望化、消费化、娱乐化的吹鼓手，而且挖掘并批判了这种文艺理论的哲学根基。王元骧认为“现实的人”不等于“感性的人”，一方面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总是有感性方面的需求的，否则就难以存活；另一方面人还有理性的一面，还有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才会有自觉抵制物质诱惑的能力，而不至于使自己完全沦为物的奴隶。它能在人身上形成一种张力，使人在经验生活中看到一个经验生活以外的世界，从而不断把人引向自我超越：“作为真正的人，他不可能没有理性的一面，没有精神的生活，唯此，他的生活才会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才会激发他的生存自觉；否则，只能说是一具行尸走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界出现了一种片面的人性观，助长了文艺的低俗化、颓废化的倾向。王元骧尖锐地指出，刘晓波率先提出“人的本质不是理智的动物，而是情欲的动物”，“还人以个人感性的本体”，把人还原为动物；李泽厚则进一步地宣称只有排除“理性的主宰”，张扬“个人的感性的本体”，才能实现对人性的回归，因而“现实生活的感性人生方向”，正是由理性的现代走向感性的后现代之路。王元骧认为刘晓波、李泽厚的这种人性观绝不是一种“现代的人性观”，而是一种片面的人性观。而那些深受刘晓波、李泽厚的这种片面的人性观所毒害的文艺理论对于现状已经不再反思和批判了，而是一味地迎合现状、谄媚现状和粉饰现状。这种文艺理论认为“消费时代”的美学特征就在于“距离的消失”，“因而公众不再需要灵魂的震动和‘真理’，他自足于美的消费和放纵——这是一种拉平一切、深度消失的状态，一种无须反思，不再分裂，更无所谓崇高的状态，这是消费文化逻辑的真正胜利”。这种文艺理论成了把文艺日益推向私人化、欲望化、消费化、娱乐化的吹鼓手。王元骧认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就应该与这种拍马屁的文艺理论告别。与王先霈过于强调文艺理论对文艺现象的调整和适应不同，王元骧在抵制拍马屁的文艺理论的同时则强调了文艺理论对文艺现象的批判和引导。 其次，与王先霈强调每个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应充分注意自己身边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并从中提炼出新的美学原则不同，王元骧则认为并非那些轰动一时、人人争读的作品都可以称作是文艺的。也就是说，王元骧仅仅肯定了真正美的文艺作品，而对那些泛滥成灾、大行其道并充斥视听空间的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作品却是嗤之以鼻的。在中国当代文艺的多元发展中，王元骧在严格区分良莠的基础上推崇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认为“真正美的、优秀的、伟大的作品不可能只是一种存在的自发的显现，它总是这样那样地体现作家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梦想，而使得人生因有梦而变得美丽。尽管这种美好生活离现实人生还十分遥远，但它可以使我们在经验生活中看到一个经验生活之上的世界，在实是的人生中看到一个应是人生的愿景，从而使得我们不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对生活始终怀有一种美好的心愿，而促使自己奋发进取；在不论怎样幸福安逸的生活中始终不忘人生的忧患，而不至于走向沉沦”(11)。坚决否定那些只是供人娱乐消遣的文艺作品，他认为：“并非那些轰动一时、人人争读的作品都可以称作是文艺的。克尔凯戈尔在谈到什么是人时说：‘人是什么？只能就人的理念而言……那些庸庸碌碌的千百万人不过是一种假象、一种幻觉、一种骚动、一种噪声、一种喧嚣等等，从理论的角度看他们等于零，甚至连零也不如，因为这些人不能以自己的生命去通达理念。’这‘理念’以我的理解就是‘本体观’。这话同样适合于我们看待文艺。”这就完全将轰动一时、人人争读的作品排斥在文艺以外了。王元骧看到文艺世界是有差别的，即真正美的、优秀的、伟大的文艺作品与那些轰动一时、人人争读的一般文艺作品是有价值高下之别的，这是对的。但是，王元骧却完全否定了那些轰动一时、人人争读的一般文艺作品，没有看到文艺世界的联系，就难免有些矫枉过正。黑格尔指出：“按照较深的意义来说，真理就在于客观性和概念的同一。譬如，当我们说到一个真的国家或一件真的艺术品，都是指这种较深的意义而言。这些对象是真的，如果它们是它们所应是的那样，即他们的实在性符合于它们的概念。照这样看来，所谓不真的东西也就是在另外情况下叫做坏的东西。坏人就是不真的人，就是其行为与他的概念或他的使命不相符合的人。然而完全没有概念和实在性的同一的东西，就不可能有任何存在。甚至坏的和不真的东西之所以存在也是因为它们的某些方面多少符合于它们的概念。那彻底的坏东西或与概念相矛盾的东西，因此即是自己走向毁灭的东西。”(12)黑格尔的这个思想是辩证的。黑格尔一方面看到坏人就是不真的人，就是其行为与他的概念或他的使命不相符合的人，另一方面看到坏的和不真的东西之所以存在也是因为它们的有些方面多少符合于它们的概念。同样，那些轰动一时、人人争读的一般文艺作品虽然不能充分体现文艺的概念，艺术价值低些，但却或多或少地符合文艺的概念。王元骧看不到这种文艺世界的联系，彻底地否定了文艺世界的多样存在。这就是说，王元骧虽然尖锐地批判了粗鄙存在观，抵制和批判了排斥文艺理论的倾向，但在理论上却很不彻底即存在虚无存在观的偏颇，和王先霈一样都没有深入地把握文艺世界的辩证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