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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诗风追求“清和”论(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与文化》2014年第 查洪德 徐姗 参加讨论

    二 尚“和”诗论
    “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命题,《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能“致中和”,则天地万物各得其所,达于和谐境界。道家也主和,《老子》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和”也是贯穿中国文学史数千年的基本精神并且都对中国诗歌和诗学理论产生着重大影响。
    “和”的观念体现在元典注释中,有不少与我们的论题直接相关。如《诗经·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郑玄笺:“穆,和也。”即言其诗有清和之风。又《论语·八佾》载:“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安国注:“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22)乐与哀都适度而不过分,即适中,恰到好处,是为“和”。这些经学的阐释,体现着也影响着中国的学术精神和诗学精神。“和”的精神,在中国学术史和诗学史中,无处不在。在中国文学批评文献中,历代都有关于“和”的论述,这里不必详述。但在诗学领域,元人对“和”观念的展开论述,多是前所未有的。
    (一)“贵天和”,合诗教
    元代诗人曹伯启有诗云:“画名无言诗,所贵存天和。……画水有清意,凉风皱微波。”(23)所谓“天和”,即自然和顺之理,体现的是道家的主张,在《庄子》一书中累见。宋代理学家标榜“定性”,所谓定性就是定心,使心不动。理学家吸收了《庄子》的精神,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24)元代文人推崇这样的心性修养,主张不因境遇的改变破坏自己内心之“和”。按唐人韩愈“物不得其平则鸣”说,诗人处艰难困苦之中,必以诗抒其抑郁不平之气。但元代诗论家多不赞成,他们主张,诗人不管处在什么境况中,都应该心平气和(25),如此才能得诗之天趣,才能表现诗人性情之正,不失诗人之风度与雅趣,要像陶渊明那样生活,享受自己天趣之乐:“爨尾三尺,云根一泓,日陶写得天趣。宜其诗和平无暴气,清醇无险语。”(26)如此作诗,才合陶谢韦柳之正声。元末画家诗人倪瓒在《谢仲野诗序》充分阐发了这一主张,他说:“《诗》亡而为《骚》,至汉为五言,吟咏得性情之正者,其惟渊明乎?韦柳冲淡萧散,皆得陶之旨趣,下此则王摩诘矣。何则?富丽穷苦之词易工,幽深闲远之语难造。”他赞赏“家无瓶粟,歌诗不为愁苦无聊之言”的诗人,这样的诗,好在使读者“讽咏永日,饭瓦釜之粥麋,曝茅檐之初日,怡然不知有甲兵之尘,形骸之累也……其得于义熙者多矣。”(27)道家贵天和,与儒家诗教中正和平、温柔敦厚之宗旨相通。儒家诗教有“温柔敦厚”之旨,又有“兴观群怨”之用,如何理解这两者的关系,两者是否矛盾呢?唐人孔颖达对“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的解释,为元代诗论家所重视,所借鉴。孔颖达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其核心意思是,讽谏是可以的,但一定要色温性和,“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依违”者不直言,“不指切”,即不指责,用委婉的方式,让听者感悟且乐于接受,这就是所谓“温柔敦厚”。许有壬说:“诗人为教,则主于温柔而敦厚也,故必婉其意而微其辞,奖其善以辅其不及,使告者无失言之累,听者有悦怿之美。”(28)“诗人为教”,是就诗的功用而言。这种理论,关注的是教化效果,而非诗的抒情本质。
    (二)“太和”之气发于声而为诗
    元人以为,诗之所以“清”,是乾坤清气所成。同样,诗之所以“和”,是由于天地之气太和,人禀太和之气,发而为诗,声和诗和,是为极盛之诗。所谓太和之气,乃天地间冲和之气。“太和”是最高的和谐。《周易·乾卦》之用九《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体现了《乾》卦元、亨、利、贞的德行。太和之气,成太和之乐。按古人的理解,“天地之气太和”只在盛世,故由此推论,“太和之气”所发,是盛世之音。正如虞集所言:“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29)大儒吴澄为著名道士、玄教大宗师吴全节作《吴闲闲宗师诗序》,说:“天地之气太和,而声寓于器,是为极盛之乐。人之气太和而声发乎情,是为极盛之诗。”他形容道教大宗师吴全节之诗“如风雷振荡,如云霞绚烂,如精金良玉,如长江大河。”特别是当此大元盛世,“遭逢圣时,涵泳变化,其气益昌,太和磅礴”,“固非寒陋困悴、拂郁愤闷者之所可同也”(30)。吴澄连用四个比喻形容吴全节之诗,需要注意的是,四个比喻,体现的并不全是温润柔和的风格,“风雷振荡”之烈,“长江大河”之壮,也都被纳入“和”的风格范畴。这提示我们,元人所说的“和”,不仅仅是平和、温和,“和”应作更本质的理解。学者任士林则以“元气”之“和”称元代之诗,说在宋、金南北分裂而后,“今天下一家,元气浑合,大声洋洋,朝廷之上,躬行古人,而右文之治,四海风被。山林之远,时及睹播告之修,纪载之作,咏歌之章,浑然典谟之温润,风雅之清扬。”不管朝廷之上还是山林之远,诗文都体现了“元气之合”带来的“浑厚以和”,体现在他的朋友邓文原(字善之),其诗“浑厚以和,沉潜以润,如清球在县,明珠在乘。信涵养之深而持守之纯也。……盛古之风,躬行之治,历数千百年而后振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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