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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令试诗与试帖诗的编纂、出版 科举恢复试诗所暗示的君主崇尚诗学的意向及艺术观念，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诗坛都是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其中所蕴含的诗学问题很快便出现在乡试的策问中。钱载所撰《乾隆二十四年广西乡试策问三首》其二问道： 兹蒙钦定，科制第二场试以唐律，则夫诗学源流，正士林所宜熟讲。《三百篇》风、雅、颂、兴、比、赋之义若何?方夫子正乐时，而雅、颂始各得其所，盖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则六义当先别识之矣。且周公大圣人也，周公大制作之列于篇者，可得而陈其概与?五言既兴，遂推汉魏，汉之古诗、乐府，犹有一倡三叹之遗。古体、今体，至唐始备。顾自晋以后，组织之文词居多，而自然之元音益少。诸生试取汉、魏、两晋、南北朝、三唐、两宋、辽金元、明逮我本朝诸诗家，沿流讨源，第代举其大者论列之，已足以观师法。傥其融贯《三百》之大义，切于治道者以为言，斯固朝廷期待士子实学，如授之以政，使于四方者也，则尤有厚望焉。(23) 我们看到，二场所考的八韵、六韵排律，在谕旨和策问中都称为“唐律”，可见崇诗和尊唐两种意志已通过试诗而融为一体。不仅如此，乾隆帝《御选唐宋诗醇》唐宋并举的诗学趣味也同时得到了阐发和推广，给诗坛的印象明显比康熙帝来得更开放、更具包容性；而且，将熟讲诗学源流作为前者的辅助手段来提倡，要求诸生能“取汉、魏、两晋、南北朝、三唐、两宋、辽金元、明逮我本朝诸诗家，沿流讨源”，这对于乾隆朝诗学走向折衷、融合的趋势无疑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笔者曾提出，清代诗学异于前代的一大特征，也是其最显著的优点，就是拥有一种能以超越门户之见的胸襟对待诗学遗产的包容性。(24)自明末以来，唐宋之争就一直主导着诗坛的话语主流，分唐界宋，出主入奴，让学诗者无所适从。直到乾隆时期，唐宋之争始告平息，走上折衷调和的道路。朝廷功令的影响，正是促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外因之一。 当然，试帖毕竟是用于科举应试和馆阁考课的特殊诗体，具有不同于日常写作的特殊规范，这同样也反映在功令的倡导和实践中。钱载典广西乡试时，撰有《广西乡试告示》训诫应试士子，第六则写道：“诗体以和平庄雅为擅场，其用俚俗不典及一切萧飒字句者，断难合格；且词义必须层次贴切，不宜混浮。平仄务须谐协，毋致失黏。对仗即不甚精工，而字义之虚实、单双，在所必辨。韵虽别刊一纸随题分给，而检点仍须细心，毋致出韵。”(25)这段文字对试帖诗的各个技术层面包括诗体、语言、声律、对仗、押韵都提出了严格且不同于一般诗歌的要求。试帖废置数百年而重现科场，对大多数举子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东西，再加上这些严苛的限制，场屋出现李元复《常谈丛录》所述的种种笑谈是可以预料的。也正因为如此，一大批迎合应试需求的试帖诗教材纷纷上梓，在功令初下的几年间迅速占据出版市场。 最初的出版物多半是旧书的翻刻本，这也很自然。康熙五十四年诏令科举二场加试五言六韵唐律，曾催生一批唐人试律选本。贺严、韩胜的著作中都列出若干种，我另外还有知见，包括：叶忱、叶栋辑注《唐诗应试备体》十卷，康熙五十四年最古园刊本；臧岳辑《应试唐诗类释》十九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吴学濂辑《唐人应试六韵诗》四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牟钦元辑，牟瀜笺注《唐诗五言排律笺注》七卷，康熙五十四年紫兰书屋刊本；鲁之裕《唐人试帖细论》，康熙五十四年刊本；蒋鹏翮《唐人五言排律》三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花豫楼主人辑《唐五言六韵诗豫》四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赵冬阳辑《唐人应试》二卷，康熙五十四年桐邨书屋刊本；黄六鸿《唐诗筌蹄集》四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恽鹤生、钱人龙辑《全唐试律类笺》十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毛张健辑《试体唐诗》四卷，康熙五十五年刊本；陶煊《唐五言六韵分类排律选》，康熙五十五年刊本。(26)其中臧岳辑《应试唐诗类释》、花豫楼主人辑《唐五言六韵诗豫》两种是康熙前期的出版物，此时应运重版。此外清初还有一些刊行更早的唐人试帖诗选本，如毛奇龄辑《唐人试帖》四卷(康熙四十年刊本)、王锡侯辑《唐诗试帖课蒙详解》(康熙间刊本)、陈訏笺评《唐省试诗笺注》(康熙间刊本)。由于康熙诏令最终未付诸实行，这些试帖诗选本也就不曾流行。乾隆二十二年功令会试加试诗，两年后又推广到乡试，书坊迅速抓住商机，纷纷翻刻这些书籍。毛奇龄的选本因出自硕学名师之手，首先被重印，畅销于市。乾隆二十六年何国泰序毛奇龄诗赋集，称：“丁丑岁，天子诏乡会场易表判以排律，始其事于岁科童试，而先生向所选唐试帖及七律一时纸贵。”(27)然而翻刻旧书似乎仍不足以应付突如其来的旺盛需求，更主要的是，这些书籍并不都是应试诗法，内容和体例往往不合时宜。比如署明代王世贞编《圆机活法》、清初游艺编《诗法入门》都是坊间翻印畅销的书，但正如朱琰所说：“夫所谓《诗法入门》者，兢兢于平仄之间，以求合律而师法不古，是治维楫而忌游泳也。若《圆机活法》，则拈调而缀字，但取通融而不复求作诗之旨，是持篙拥棹而不知所适何方也。”(28)鉴于这种情形，一些老师宿儒“应坊客之请”，(29)迅即着手编纂各种供举子揣摩诵习的试帖诗选和诗法，以应对巨大的市场需求。 当时坊间究竟出版了多少试帖诗选和诗法类书籍，现在已很难确知，相信是个很可观的数字。旧籍不断被翻印的同时，新著也层出不穷，包括本朝人所撰所拟的试帖范作，以至在乾隆二三十年代，试帖类书籍的重刊和新梓络绎不绝。迄今我们所能知道的，功令试诗当年起码就刊行了6种，未刊1种：张尹辑《唐人试帖诗钞》四卷，刊本；周京等辑《唐律酌雅》七卷，恭寿堂刊本；毛张健辑《试体唐诗》四卷，原刊于康熙间，后毛氏又于乾隆四十一年重刊；徐曰琏、沈士骏辑《唐人五言长律清丽集》六卷，许翼周刊本；蒋鹏翮辑释《唐诗五言排律》三卷，寒三草堂刊本；梁国治辑《唐人五排选》五卷，梅塘藏板本；盛百二《唐诗式》卷数不详，序见《柚堂文存》卷二。乾隆二十三年达到高潮，已知有14种：赵曦明辑《唐人试帖雕云集》，刊本；秦锡淳辑《唐诗试帖笺林》八卷，刊本；吴瑞荣辑《唐诗笺要》八卷，金陵三乐斋刊本，后又于乾隆六十年重刊；马钦远辑《唐应制诗分类注释详解》，刊本；陈訏笺评《唐省试诗笺注》十卷，据康熙本翻刻；王锡侯辑《唐诗试帖详解》十卷，九经堂刊本；沈廷芳辑注，张廷举编次《唐诗韶音笺注》五卷，赐书堂刊本；沈廷芳辑，吴寿祺、吴元诒注《唐诗韶音笺注》五卷，吴氏刊本；牟钦元辑，牟瀜笺注《唐诗五言排律笺注》七卷，据康熙五十四年紫兰书屋刊本重印；[*]蔡钧辑《诗法指南》六卷，匠门书屋刊本；[*]胡本撰，潘作枢笺注《试帖新拟》五卷，刊本；[*]朱琰辑《唐试律笺》二卷，明德堂刊本；阮学浩、阮学濬辑《本朝馆阁诗》二十卷，困学书屋刊本；[*]杜定基辑《国朝试帖鸣盛》，刊本。[*]乾隆二十四年又有4种：李因培评选，凌应增编注《唐诗观澜集》二十四卷，李因培刊本，后于乾隆三十七年重刊；纪昀撰《唐人试律说》一卷，刊本；臧岳辑《应试唐律类释》十九卷，重订清初刊本；[*]顾龙振辑《诗学指南》八卷，敦本堂刊本。[*]乾隆二十五年也有4种：谈苑《唐诗试体分韵》，刊本；纪昀撰《唐人试律说》一卷，重刊本；陶元藻辑《唐诗向荣集》三卷，衡河草堂木活字印本；朱琰辑《学诗津逮》八种，桐乡沈氏香雪书舍刊本。[*]乾隆二十六年仍有5种：陶元藻辑《唐诗向荣集》三卷，衡河草堂刊本；苏宁亭《应试唐诗说详》，刊本；臧岳辑《应试唐诗类释》十九卷，三乐斋藏板本；[*]恽鹤生、钱人龙辑《全唐试律类笺》十卷，恽宗和刊本；王锡侯辑《唐诗试帖课蒙评解》十卷，文德堂刊本。[*]乾隆二十七年仅知有1种：臧岳辑《应试唐律类解》十九卷，积秀堂重订康熙刊本。[*]乾隆二十八年也只有2种：任福佑辑《新锓应试唐诗灵通解》四卷，刊本；[*]许英辑注《本朝五言近体瓣香集》十六卷，心逸堂刊本。[*]但本年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也增选试帖诗若干篇，自序特别提到：“五言试帖，前选略见。今为制科所需，检择佳篇，垂示准则，为人春秋闱者导夫先路也。”(30)这表明在坊刻选本之外，诗坛高层人物对此也相当关注。 另外，乾隆间还有刊刻年月不详的范文献、黄达、王兴谟辑注《唐人试帖纂注》四卷，张希贤、李文藻《全唐五言八韵诗》四卷，方德辉《唐诗矩穫》等，很可能也是这股应试风潮下的出版物。这些书籍并不是一刷即已，只要有销路，一套书版按常识至少可以刷印五千部以上。乾隆二十七年以后新编之书渐稀，正是前几年梓行的书籍已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缘故。迄至乾隆后期，这批书籍经过市场淘汰，能获得重刊机会的书已很有限。比如任福佑辑《新锓应试唐诗灵通解》便是其中之一，自乾隆二十八年梓行后，致和堂分别在乾隆五十二年、嘉庆二年(1797)重刊，嘉庆二十三年又有三让堂重刊本。最流行的则应该是臧岳辑《应试唐诗类释》，它每首诗题下都有题解、附考，诗后又有音注、质实、疏义、参评、阙疑，最为详尽和实用，于是成为被翻刻版次最多的试帖诗选，(31)可见此书在清代中叶一直为坊间所青睐。这批书籍的盛行，意味着士人的诗歌教育自幼就被应试诗法所主宰，意味着试帖诗学将成为他们诗学启蒙的初阶。此种情形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传统诗学的承传和发展路向，一时还难做定谳，但这无疑是研究清代诗学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